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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

  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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