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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面对步步进逼而来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就会重新丧失,抗战大业就会遭到重大破坏。但是,八路军仍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不愿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朱德、彭德怀提出冀南反磨擦斗争的原则是: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丧失政治立场原则。并且指出:冀南是我兵员资材来源和连贯鲁省的要道,已经取得的政权决不可轻易放手。为此,要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对鹿钟麟,要避免同他发生武装冲突,如果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同时,指示收集鹿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以便必要时加以揭露。朱德把这些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来电指出:“鹿本无甚力量,只有省府合法地位。他拟采取排挤八路军而扩充自己力量的方针,因此估计与鹿合作须经过一般激烈斗争,否则鹿恐难觉悟。”“我们基本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但目前当其无理进攻时,应给以有力反抗,在政权机关中、在群众团体中、、在群众中应公开说明我们的立场,揭破其污蔑”,“取消主任公署事我们不宜让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活动的重点仍放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朱德回到晋东南不久,就指出:“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敌人后方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八路军各部主力继续向更深远的敌后平原地区挺进。十二月二日,朱德、彭德怀电令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八路军各部队;命令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这个重要的战略性行动,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顽固分子制造磨擦的同时,日军也紧锣密鼓地不断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再次对晋察冀进行“扫荡”;十一月开始对冀中“扫荡”;十二月对冀南和绥北“扫荡”;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对晋西“扫荡”;一月对冀鲁边“扫荡”;二月对晋西北“扫荡”;三月对平西“扫荡”;五月,对鲁西“扫荡”;六月开始对鲁南和晋冀豫“扫荡”。

  对晋冀豫的这次“扫荡”,又称作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这里是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驻地,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日军在这次“扫荡”中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达十三四万人。他们还提出“治安肃正”的口号,也就是“肃正讨伐”加上治安工作,即暴力加欺骗。

  他们除军事讨伐外,在政治上提出“以华制华”,利用汉奸、伪军,并唆使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八路军进行磨擦;在经济上肆行抢劫、封锁、破坏,甚至放水决堤,制造灾荒,加上倾销毒品。这就使根据地军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严酷。

  正是这种困难的环境,才更能显示出革命者克服困难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朱德总结了长期以来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那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各抗日根据地大体上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政治上,朱德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群众,积极建立。发展和保卫民主政权,保障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除倡导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统制贸易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克服困难,其中包括创立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建立小型兵工厂,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等等。

  由于方向正确,措施得当,调动了各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尽管环境险恶、困难重重,华北各地的抗日斗争依然蓬勃发展。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在全国受到广泛传颂,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人士到根据地访问。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友人有:美国的史沫特菜、斯特朗、卡尔逊,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德国的王安娜等;国内的自然更多,有周立波、丁玲、吴伯萧、卞之琳、宋之的、黄钢、刘白羽、李伯钊、阮章竞、杨朔、陈荒煤、李公朴、徐懋庸、华山、罗峰、杨骚等。他们不但把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抗日经验广泛地向国内外传播,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了解,也帮助并推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除医疗卫生外,根据地的报刊、戏剧、绘画、音乐、文艺创作等都很繁荣,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朱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致友人信中说:“近来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得日敌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他对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坚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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