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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会议还决定要反攻太原。按照这个计划,八路军担负着截断同蒲铁路北段及正太铁路、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的任务。但反攻太原的计划没有实行。

  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武汉去了一次,蒋介石问他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伍袭击津浦铁路,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回来同朱德研究后,他们认为可以策应徐州会战,并向东发展,决定“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袭扰。”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的部下抽调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把其中两个团配属给一二〇师,四个团配属给一二九师(邓小平在一月十八日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他命令一二九师在这四个团到达指定地点后,由宋任穷率领一个支队,乘平汉路、津浦路敌军空虚的机会,深入到冀南活动。这个支队的任务除配合徐州会战外,还要在这个平原地区“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为今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朱德谆谆嘱咐刘伯承等,要正确地使用拨归一二九师指挥的友军部队,给他们以必要的照顾和帮助,不要使池门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也不要把他们使用在过分艰苦的境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求各部做到以热烈、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自大,看不起友军;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防止友军中有些人以吃喝、金钱等来引诱八路军指战员走上邪路。

  这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是阴历春节。这一天,卫立煌同他属下的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到八路军总部驻地向朱德等人拜年。这一天风和日丽,马牧村的土墙上贴满了“欢迎劳苦功高的卫总司令”等标语,在村口还挂上横幅。欢迎会上,朱德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下在忻口战役中的表现和功绩。卫立煌在讲话中也表示很钦佩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卫立煌还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里去工作,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的赵荣声(即任天马)被卫要去当他的秘书。这以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氏谈;有时关着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六中全会前,朱老总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代要留下保存好。”朱德也经常送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卫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同朱德的友谊也日益加深。

  从抗战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初,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卫立煌与朱德的关系当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大多同八路军也能友好相处。甚至连后来积极反共的朱怀冰、石友三等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曾要求八路军给以帮助,要求朱德派人去他们的部队传授抗日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争的经验。

  二月十六日,阎锡山、卫立煌电约朱德面商就任“右翼兵团总司令”(即东路军总指挥)问题,朱德感觉到“其中似包含蒋(介石)意不使八路军过黄河南岸之企图。”所以朱德和彭德怀向中央书记处建议朱德不去晋东而由彭德怀前去指挥。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去晋东指挥,朱在后方较妥”,并提出:“准备以一二九师出安徽,请周(恩来)、叶(剑英)注意选择适当时机向蒋提议,但此刻时机未到,还不要提。”二月十七日,朱德赶赴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同阎锡山、卫立煌等会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朱德看到阎锡山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知道他因为丢了太原,军队也垮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鼓励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军队垮了,不得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是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是让开点和线,退到敌后打游击,让敌人去占领一些点和线,分散他们的兵力;它越多占领一些地方,补给线越长,那样我们就越有机动的余地,可以越打越强。不要以为你那旧军垮了怎么样,旧军还有底子,同时要赶快组织新军。

  希望你阎长官和我们一起坚持敌后。在土门会议前,阎锡山、卫立煌已经决定将第二战区的部队重新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西路军主要是重新集结在晋西的晋绥军,会后,阎锡山将他的指挥部转移到晋西吉县去指挥这支军队。南路军主要是卫立煌指挥的集结在晋南的中央军,准备在同蒲铁路南段同日军作战。东路军分布最广,包括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和滞留在晋东南敌占区或接近敌占区的中国军队,其中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土门会议上决定,由阎、卫拨出七个半师(主要是滞留在晋东的军队)归朱、彭指挥。因此,东路军除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外,还辖有: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等部队。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卫又坚持要朱德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一职;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致电毛泽东表示,决心同彭德怀一起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这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二月二十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准备去太行前线。随行的除十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二百人。彭德怀比朱德早一天乘车带了一部电台先去长治。

  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北路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展比较顺利。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直和一个主力旅正在晋西南活动,随时可以给南下日军以打击。晋南还集结着卫立煌部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朱德在临汾时曾同卫立煌商量过对日作战的对策。卫接受朱德的建议,准备在灵石县一带利用韩信岭的险要地形,好好打一仗。因此,对北路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是有所准备的。而东路军在敌后广大地区分布很散,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还在正太铁路一带活动,原来担负正面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自溃。所以,当东路日军在二月二十日攻占长治并沿临(汾)(留)公路西进时,沿途并没有足以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这一路日军对临汾构成最大的威胁。

  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到达当时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作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大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当他知道这个县的县长邓肇祥是共产党员后,很高兴,应邀向该县的政府工作人员、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骨干、武装自卫队员以及个别开明士绅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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