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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但是,日本飞机的活动仍很猖獗,除运送物资外,还不断轰炸,使友军遭到很大损失。如何消灭日军这些飞机,已成为坚持忻口会战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时,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七六九团已到达前方,暂由总部直接指挥,被部署在阳明堡、崞县之间。十五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友军李默庵部,透露了准备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意图,要求李部抽出一部分兵力,协助破坏道路,并袭击日军,以便八路军这个团能“相机破坏其飞机潮,“袭其降落之飞机而焚毁之。”十九日,陈锡联团一个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获得成功,一举焚毁日机二十余架。这个消息由八路军总部转告友军。友军最初还不相信它是真的。可是,第二天日机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再由太原派出侦察机到日军机场侦察后,才证实了这个消息。

  以前日军在华北的进攻几乎是长驱直入,汽车在公路上奔驰,几乎不需要设防。经过八路军多次袭击后,不敢再这样了,只能慢慢地前进,每处桥梁和支点都要用部队防守,给养也难以充分供应。十来天内,情况就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自然是有力的援助。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正面守军卫立煌部作战很英勇,该部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五十四师副师长刘家骐等高级将领都在前线壮烈牺牲。但是,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日军侧后积极活动,截断他们的交通线,正面友军也很难坚守二十一天之久。

  朱德在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时指出:

  “我军以配合由卫总司令指挥扼守忻口正面英勇抗战之军队作战,分派许多游击支队在敌主要后方连络线上到处袭击,断绝敌之交通。”“(日军)前送后送之人马车辆材料多被我杀伤破坏,甚至完全断绝。沿途被我杀伤的人马不亚于正面战线上的伤亡”;“这一时期中,虽未能达到将敌大同、崞县间后方交通线完全断绝之愿望,但敌已陷于十分困难之境地。敌每后送或前送一次车辆,空中必用飞机掩护,陆上则配以工兵、骑兵,车上装载步乒,装甲车等随行掩护,并盖铁甲。虽然如此,仍不断受我袭击。最后,敌不得不用飞机接济弹药粮秣。贵族军队的日本‘皇军’也因为牛肉和饼干来源断绝而不得不尝尝小米滋味,官兵相对哭泣。”

  朱德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游击战争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指出:“要使劣势的兵力与兵器,在持久的阵地战求得胜利,战胜高度技术的敌人,就必须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其主要连络线上积极动作起来,断其交通,绝其供给。须知愈是机械化部队,愈须依[靠]好的后方供给,一旦供给断绝,其机械部队则复成死的机械了,而减少对正面战斗的威力。同时,由于在其后方连络线之积极活动,又使敌不得不从前线抽出足够的兵力以维护交通,而这些兵力又非步兵不行,故可分散敌正面作战之突击力量。”在忻口会战期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在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的制度。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因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涉,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各师的政治部改称政训处,使政治工作遭到削弱,十月十九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某些损失。”“需积极的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

  “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旅应设政治处”,“师政治[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十月二十二日,洛甫,毛泽东复电朱,彭、任,邓并告周恩来:“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二十四日,八路军总部以转发中共中央决定的方式,把恢复原有政治工作制度精神下达各部,并向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提名任命了各师、旅的政治委员,由聂荣臻兼第一一五师政委,关向应兼第一二〇师政委,张浩兼第一二九师政委,保证了八路军各部工作的顺利开展。

  日军进攻山西的主力本来用在晋北一线,但因在忻口受阻,就转而以七八万兵力沿正太铁路向晋东进攻。这一路的中国守军战斗力较弱。十月二十八日,晋东门户娘子关陷落。

  当娘子关告急时,朱德急令刚到山西的第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一部星夜驰援。但是,八路军还没有赶到,娘子关的第一道天险就已失守。陷于日军包围中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余人被一二九师救出。同时,还援救了其他一些友军部队,并收容了他们的大批溃兵和伤兵,对伤兵进行了必要的治疗,然后,把他们集中送还给各友军部队。这些援救工作,加强了八路军和友军的团结合作。

  娘子关失守后,忻口的后路有被包抄的危险。十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二日,北线数万守军撤离忻口阵地,退守太原一带。这时,西进日军本来可以从娘子关沿正太铁路直捣太原,切断忻口中国军队的退路。但由于八路军不断截击,使日军西进时步履艰难,进展缓慢。朱德这样说:“我们有×个团,就从敌人后面去抓,要把敌人抓住,也就等于进攻。

  用进攻抓住敌人,使他不能继续前进,这就叫作我们的防御。”其中比较重要的战斗有:七亘村伏击战,共歼日军四百多人,缴获骡马三百多匹。

  黄崖底伏击战,歼日军三百多人,毙骡马三百多匹。

  第一次广阳伏击战,毙伤日军近一千人,俘三人,缴获骡马七百多匹、步枪三百多支和大批军需物资。

  第二次广阳伏击战,歼日军二百五十多人。

  由于八路军的伏击,迟滞了日军的西进,帮助忻口和太原的国民党友军获得向南转移的宝贵时间,免受更大的损失。

  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各地撤退,迅速改变了战场形势,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主力不宜仍留在晋东北一隅,当娘子关告急时,朱德命令一一五师主力和一二九师驰援该地,随后在正太铁路以南迟滞日军西进。他自己也率八路军总部南移,在十月二十六日在寿阳景尚村越过正太铁路。这样,八路军在阻击日军同时,完成了将主力南调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这标志着华北战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朱德等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他们在给洛甫、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太原已失,东西两线友军溃乱不堪。”“山西正规战争已开始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八路军显然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体。

  太原失守的上一天,朱德已率领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晋东南和顺县的石拐镇。石拐是正太铁路以南的一个小镇,离战区不远。八路军总部到来前,这里人心惶惶,颇为冷落。八路军总部移驻此地后,人心重新安定下来。当时随八路军总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十一月九日记载:“这一地区正在组织游击队。离八路军总部四里远的一个镇子上已有了三百名游击队员。在另一个方向,离这里五里远的那个村子里则有一支二百名阳泉矿工组成的民兵。

  “离这儿几里远的地方还住着八十名满洲的义勇军战士。

  他们全都是从北平来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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