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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接到中央电报后,朱德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张国焘只得在九月九日单独用个人名义致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主张。中央当天回电:“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九月十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十一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竟于十二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在朱德过去的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整整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来,把一些人的攻击目标转移到对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常阿坝会议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有一次,张国焘等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乎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的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

  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上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由于朱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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