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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一月二十四日,右路的红一军团进占土城,继续向赤水县推进。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一部四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二十八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四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六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毛泽东决定,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到干部团指挥他们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沪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一月二十九日三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随即重返前线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

  他来到王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阵地。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那时也在这里。他回忆说:“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今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

  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

  敌人像着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长朱水秋、王集成同志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元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广大指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简、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有十二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薛岳部和黔军也向川南急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了甩开追敌,红军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地区。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线,而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突然折回黔北,根据会议决定,二月十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待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并规定了具体办法。十五日,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约三千人,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朱德为此致电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当地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的影响。

  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大为震动。他飞抵重庆指挥,准备以重兵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三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后,故意将部队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三月十六日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准备从这里北渡长江的架势。这样,又将各路追敌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为了进一步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一支部队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却用神速动作掉头东归,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渡河前,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抢渡赤水后,红军立刻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跳出了他们的合击圈。

  当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宋任穷回忆说:我们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常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又架起,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但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央军委的联系,后来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对这件事,宋任穷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将有较强战斗力的滇军主力调出云南。为此,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而贵阳城内兵力空虚,急忙向滇军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调滇军三个旅赶往贵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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