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93)_虚阁网

九三

　　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连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战斗。接着，又按李德的计划去攻打国民党军队设有巩固阵地的资溪桥、潭头市，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十一月初，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三军团和刚刚组建的红七军团远离根据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后方战略要点抚州（临川）地区活动，想借此调动金溪和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队给以打击。结果，既没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没有调动对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再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祝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

　　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在扩充红军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后来说：“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在这些问题上，李德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般部队本来都从游击战中间产生出来的，带有游击队习气，但是他们都有基础，有组织，打也打不乱。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李德与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种意见，说老的军队习气不好，不用。我们认为这人不顾实际了，固然国际指示叫我们扩大军队，但扩大军队决不是赤手空拳扩大得起来的。实际说，红军还不都是新的军队、都是在苏区中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质量，都注意到搞新军队那方面去。搞起几个新的师来，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难，这些新军队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牺牲很大，又不把他们编进老军队去，譬如一个军团一个师只剩下一两千人都不管。其实扩军应该从老的军队里带出来才可能，否则，想重新建立新军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就是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曾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建议党中央接受谈判。朱德、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赞同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变更原来的军事部署，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京沪线上抽调十一个师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应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籍制敌行动部队。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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