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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中村战斗结束后,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所属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开始由头陂等地经广昌向南丰撤退,五月二十四日深夜,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于次日向东急进,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领南丰城。随后率领总部于五月二十五日到达宁都和广昌交界的洛口圩严坊村。当晚八时,朱德在严坊村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分析了敌军的动向,指出:“毛(炳文)、许(克祥)部二十三日早由洛口退,到二十四日午后才退完,估计敌人今日可在广昌、头陂一线集中,头陂之敌明天或许可集中广昌城。”“头陂敌人(毛部一师)有退却形势,我们以第一军团去打他,是可以击退他的,但三军团还是在吴村,如果我们打下头陂,追到广昌,则三军团相隔百里,赶不上增加(援),不易消灭敌人。因此,我们有集中两个军团全力去打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的必要。”会议最”后决定,全军于二十六日开到广昌县城西北面的苦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

  五月二十六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苦竹后,得到情报说,在头陂的毛炳文部已向广昌撤退,广昌城驻有国民党军队三个师,有向南丰退却之势。当晚八时,朱德在苦竹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再次讨论:是按原计划先攻占南丰,还是改为先攻占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因此,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胜利形势,然后猛追该敌,逼他放弃南丰城,使我们以后筹款工作更加容易。”会议决定,次日开始进攻广昌城。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细雨濛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冒雨直逼广昌城下,从北、西、南三面发起猛烈攻击。国民党军队凭借城外山头上的坚固工事,阻击红军的进攻,掩护主力向南丰撤退。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每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朱德和毛泽东登上城西面的乌石岗,在这里指挥战斗。晚上九时,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攻进城里,全歼城内守敌,夺取广昌城。

  这次战斗,因国民党军队大部向南丰逃走,只歼灭胡祖玉的第五师一个团,师长胡祖五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击成重伤,不久死去。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战斗——广昌战斗胜利结束。

  广昌战斗前,何应钦、朱绍良曾把驻守福建建宁的刘和鼎部第五十六师调到安远策应广昌。广昌被红军夺取后,刘师匆忙地从安远撤回建宁。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朱德在广昌城北的沙子岭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讨论红罕下一步行动问题。会议认为,因通往南丰城的桥梁已被破坏,此时如向南丰追击逃敌已赶不上。“在战略上和形势上,我们都应追击刘和鼎,先他夺取建宁城,以便以后的筹款。”

  会后,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三军团、红十二军主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直指建宁城,刘和鼎师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来到建宁城下,毫无戒备。五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趁敌不备,指挥红军从建宁城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又命令一个师迅速渡过建宁河,从建宁城前面包抄。“刘和鼎在建宁城内无路可走,带了两个马并在河边抢了一只船,准备顺流而下。但由于自己不会驾船,同时水急滩险行不多远以及红军集中人力的射击,结果小船撞碎在岩滩石上,刘是在落水时,被马并们抓住腿,倒拖到岸这边来的。”战斗进行到当日黄昏,共歼敌三个多团,夺取建宁城,缴获大批西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战斗,也是最后一个战斗——建宁战斗胜利结束。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打得痛快淋漓。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从五月十六日到三十一日,短短半个月内在由西至东的八百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多入,缴枪两万多支。此外,还缴获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雨物资。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

  朱德后来说:“这一仗打下来是一个大的胜仗,可以说是三次‘围剿’中间最大的一仗。缴获非常之多,被打垮了的也多,有些是自己根本就不情愿打,自己就垮下去了。王金钰还是满清时编起来的陆军旧队伍,在作战中间捉了无数的俘虏,但都大批的放出去了。”“北面很长的一线,由吉安到建宁,都打垮了。”“这时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战争。”中共中央在同年八月的指示信中,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也给予很高的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十四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气焰。国民党各路军队被迫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在这个时期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三月一日,蒋介石突然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四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为此事弹劾蒋介石。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李宗仁、陈济棠等,在广东又成立一个“国民政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粤系军阀还准备进兵湖南。蒋介石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惨败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声浪的高涨,“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苦失声。”六月二日晚,朱德在建宁城外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打破第二次“围剿”后的形势,认为蒋军各部现已退出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暂时转入战略防御。两广的反蒋军队正准备进军湖南同蒋军作战。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红一方面军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转入战略进攻。基于这一分析,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进攻分三期进行。

  会后,朱德、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实施第一期工作计划,指挥主力部队向北推进到宜黄以南和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的闽赣边境,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筹款等各项工作。

  但不久就发现蒋介石有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的可能,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及时地改变原有部署,决定红军主力向东推进到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开展工作。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受敌人威胁较小;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有款可筹,一年以内不愁给养;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六月下旬,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开进这一地区。

  在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给养和经费,整训军队,组建新部队,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朱德等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毫不动摇地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一九四四年,朱德在总结这次胜利的经验时说:“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有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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