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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17.第二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毛泽东预计到国民党方面的进攻不会放松,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战争。但蒋介石有了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军事布置上相当审慎。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为了实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除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兵力外,又向江西增调十多万军队,共有二十万敌军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

  四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分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指挥,构成一条从赣江到福建建宁的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同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鉴于第一次“围剿”时因轻率冒进而遭到惨败的教训,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由“长驱直人”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甘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第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二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十分严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比第一次反“围剿”时还少一些,只有三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围剿”呢?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意图,是想从南、西、北三面向东推进,把红军推到东海边,然后一举加以消灭。

  针对对方这一战略意图,朱德,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采取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打法,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找敌方在行进中暴露出来的弱点打,各个击破。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这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上次大得多,要实现这个任务自然就更为艰巨。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由中央苏区北部边沿向南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引人中央苏区腹地,寻机歼敌。

  这时,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四月初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到达前不久,三月间,由项英主持在宁都的黄陂曾召开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决议,中央代表团来后,四月十七日在宁都的青塘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作为上次会议的继续,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朱德作为中央局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决议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但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决议又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但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还有人根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车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这次,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朱德的意见。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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