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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己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湖南回师江西的途中,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争论。

  朱德后来回忆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异常紧迫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内部尽快结束这场争论,统一思想。否则,数万红军行动方向不明,迟疑不决,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九月二十八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膝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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