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63)_虚阁网

六三

　　15.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说，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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