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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另一条是艰难曲折的路。这就是脱离蒋介石,另寻出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这时,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真相大白。叶剑英终于看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认清了蒋介石的丑恶面目。蒋介石口头上高喊“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当需要工农大众替他打江山的时候,就满口的“扶助农工”,一旦江山得手,便“翻转猪肚就是屎”,立刻变成了“砍杀工农”。那些过去标榜自己是“左派”的革命者,这一次摇身一变,亮出了货真价实的右派嘴脸。右派掌了权,国民党就变了质,变得腐败无能,反动透顶。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大众就遭了殃!

  是反蒋,还是投蒋?事情就这样明摆着,毫无调和余地。在两条道路面前,需要迅速作出抉择。

  叶剑英经过反复思索,终于选定了反蒋的路。选择这条险路,在他内心深处,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正如他事后回忆的:“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

  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叶剑英决心已定,便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决定通电全国,公开反蒋。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

  ①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资料。

  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使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十分震动,也大出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这件事去报告蒋介石:“叶师长反对我们!”蒋介石不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陈第二次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还是将信将疑。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

  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同时,他作了如下部署:(一)迅速察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二)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三)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经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

  ③访问李明谈话记录,1988年4月1日。

  吉安的反动势力也加紧了行动。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这样,叶剑英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他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离开之前,左派军官和师部人员以给师座祝贺生日的名义,在师部驻地的后花园,几次摆宴集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有的团长急于举事,对叶剑英说:师座,还是快干吧!叶剑英示之以缓。最后一次集会,还摄影留念。这一照片,由当时师部的女军医陈子闿藏在一具棺材底下保存下来。

  ①访问陈子璠、杨光、丘岱安谈话记录,1985年1月。

  为了躲避右派的耳目,叶剑英一行数人化装秘密起程。他走后,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载当日汉口《民国日报》。通电发出后,遭到右派分子激烈反对,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多方酝酿,紧急磋商,于5月13日夜举行了武装暴动。左派军官们以敏捷的动作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暴动以后,“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武汉国民政府发电报捷,电文称:“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这次暴动,由于缺乏经验,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军的杨竹轩、杨如轩所部包围缴了械。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呈文:“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随即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经8月5日第一一二次会议,决定咨请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与叶剑英同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通缉的还有张克、邹泰安、杜若、魏燮元、王彬、刘世璋、陈世光、丘维汉、楼胜利、吴洁等,都是吉安暴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

  五、彷徨武汉

  叶剑英一行经九江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在政府管辖地区,共产党组织发动工人为改善生活地位斗争。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学员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但是,这个政府不但成份极其复杂,内部矛盾尖锐,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低毁和破坏,在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以后,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并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奉系军阀张作霖又从北方窥伺,使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同时,市内连续发生米荒、盐荒、油荒、煤荒,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武汉经济形势益显雪上加霜。

  叶剑英面对武汉这种乱纷纷的现实局面,不由得重新陷入迷惘之中。汪精卫究竟会把武汉政府引到哪里去?叶剑英开始警惕地注视着他的动向。汪是经常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政治投机家。此刻刚刚复职,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极力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实则从骨子里反对三大政策,敌视共产党。“四一二”以后,他明里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握手言欢,暗里又与蒋介石达成默契,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开“分共”、“反共”。

  武汉国民政府除汪精卫之外,还有一个实力人物谭延闿。这个投机革命的前清翰林,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南都督,代行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现虽然向汪精卫交了权,不再代理主席,但仍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等职,大权在握。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偷偷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暗送秋波。汪精卫、谭延闿之流伪装革命,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步步妥协退让。

  武汉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天下,实际上是国民党假左派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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