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117)

一一七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

　　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

　　在一期“简报”上，竞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第三节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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