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112)

一一二

　　深沉地思考，不断地调查研究，徐向前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在贯彻“大办民兵师”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农村以村为单位，基本上是“村自为战”，不可能经常把各村的民兵组织在一起；但是，有的地方“大办民兵师”搞成了县长兼民兵师师长、县委书记兼民兵师政委；民兵组织实际上搞成了一些空架子。徐向前深思熟虑，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与当时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要“大办民兵师”显然有别。这在当时政治斗争已经相当复杂的情势下，如果缺少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或者稍微抱有一点个人得失的考虑，那是难以做到的。关于“大办民兵师”的问题，徐向前和主管民兵工作的副总长彭绍辉等有过详细谈话。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正规军也不能成师在一块活动。平时不能搞那么多师团架子，战时也不需要搞两三千个师。苏德战争时，苏联只有300个师，只要不断补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彭绍辉和总参谋部几位分管民兵工作的干部听了徐帅的谈话，认为问题重要，讲得合情合理，应该向军委正式反映意见。

　　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1964年，山东省民兵大比武，显示了民兵训练的优异成绩和民兵的强大威力。但在这之后，大比武之风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各省、各军区都积极筹备举行规模庞大的比武活动。12月30日，总参动员部领导人在广州向徐帅汇报工作时，谈到了1965年的比武安排。徐帅说：“明年各大军区、各省都要比武好不好？基础没有打好就盖大楼，行不行？”“我的意见是反对，现在不能搞比武，过两三年后再搞。究竟大军区搞不搞比武，值得研究。”

　　总参谋长罗瑞卿认为徐帅的意见好，表示完全同意，批示说：“民兵比武，明年不搞，以后也不要搞。”

　　徐向前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坚信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坚信搞好民兵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不可缺的。在他的关怀下，民兵工作健康地发展。工作的缺点和失误得到纠正，好的经验得到推广，一些全国驰名的老典型有了新的发展。如被华北局和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营”称号的河北无极县郭庄民兵营；被中南局和武汉军区授予“英雄民兵营”称号的河南济源县留庄民兵营；被中南局和广州军区授予“港口英雄民兵连”称号的广东惠阳县港口区基干民兵连；被华东局和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团”称号的江苏海安县角斜民兵团，连续几年被评为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作风好、组织队伍纯、军事技术精。在老典型的带动下，各地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单位。

　　如江苏南通地区开展“学角斜，赶角斜”的活动，使全分区26个公社112个大队民兵组织的落实情况，基本上达到先进单位的水平。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整顿，民兵组织落实或基本落实的达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1965年5月，军委召开作战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专题发言。

　　7月，又在民兵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民兵工作的重要原则。

　　他强调巩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成果，保证持续稳定的发展。他说：“整个四清运动是个历史阶段，不管它分几批，我们军队都要坚决地派人参加，要以主要的精力去抓民兵工作，并且始终如一，坚持到底。”“我们好多工作，一下轰动起来很容易，但是过了一个时期气就慢慢地下去了，像皮球一样，放久了它就慢慢地软下来了。这是不合乎战备要求的，所以搞起来以后，还要研究怎样巩固它，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对大军区领导说：“希望你们的两只手，一只手狠狠地抓正规部队，一只手狠狠地抓民兵；两只眼睛，一个眼睛看正规部队，一个眼睛看民兵。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只有这样，打起仗来，一声号令就有了部队。他对有些单位民兵工作脱离生产的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青岛有个工厂，那里的民兵，有的一年用一百好几十天，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搞民兵活动，不参加生产。他们原来是‘三好工人’，‘五好工人’，‘红旗标兵’，成份也好，思想意识也好，所以就挑他当民兵。可是，从搞民兵以后，把生产忘记了。结果怎么样呢？到评先进人物时，他原是先进人物，却评不上，群众不拥护，反对。

　　评奖励，群众也反对。他们没有参加生产，怎么能发什么奖呢？”“民兵主要是把生产搞好，要把这个摆在第一条。我们做民兵工作的同志，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条。”“民兵训练主要是小型的、分散的，要利用农闲的时间，或者假期。”“大型的训练尽可能少搞，不要常搞。“他引用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蹲点的江苏新安镇的例子，说明民兵工作要带动生产的发展：“新安镇三千多户，原来很落后。四清以前，那个地方种地瓜，农民的收入，每人一年平均只有七块钱，粮食有时不够吃，三四年来靠国家补贴。那里的民兵也很复杂，搞不起来。这次去搞好了，主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了。抓起民兵来就带动了生产，搞了几千亩稻田，生产面貌大大地改变了，群众也大大进步了。”

　　他要求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给地方党委当好参谋。经常注意蹲点，搜集材料，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他要求总政治部为省军区、军分区配备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鼓励民兵利用假日搞点义务劳动，建点简易仓库，把民兵武器保管好；要求各地办好报纸、刊物和广播，搞好民兵的宣传工作。1965年11月，徐向前率领工作组到浙江；12月，又到广东等地视察民兵工作。在视察和调查研究中，他亲自了解杭州工厂的民兵工作情况，解剖了三个“麻雀”：一个是“四清”以前和以后一直搞得比较好的闸口发电厂；一个是“四清”前只是纸上编兵，“四清”后民兵的组织和政治比较落实的海潮橡胶厂；一个是“四清”前民兵工作有名无实，“四清”后草率地动员、简单编组了事，需要补课的轴承厂。在广东，着重了解了花县的民兵工作。他在接见浙江省地市县武委会主任会议部分代表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国际形势，谈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他强调：我们就是要做到“寓兵于民”、“藏粮于民”。

　　1966年3月，广州军区召开省军区系统四级干部会议，检查贯彻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教训。徐向前到会作了指示。他指出，1964年毛主席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以后，各级党委既抓文又抓武，民兵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起了质的变化。经验证明，要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就要依靠党，依靠群众，抓基层、刻样板，点面结合，以点带面，这是最高明的领导。这个讲话，正是几年来抓民兵工作“三落实”的经验总结。

　　正当民兵工作克服一哄而起带来的弊端，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动乱中，民兵建设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陷入混乱、瘫痪状态，有的甚至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民兵工作才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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