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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当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大同,傅此时编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但阎对他吃不透,不大放心,要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到大同走一遭,见一见傅作义,疏通关系,搞好大同会战。周恩来同意了。于是有9日的大同之行和与傅作义的一夜长谈。傅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动。

  第二天返回岭口,阎锡山又约去谈,主要是商谈坚守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各要卡的国防工事问题。阎锡山要求周恩来帮助拟制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满口答应。当晚,和彭德怀、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夜功夫,计划写成了。第二天交到阎锡山手里,阎锡山看后十分吃惊,连声说:“共产党里真有人才!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这次同阎锡山的谈判,徐向前说主要有三个内容:

  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他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周恩来反复讲,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还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经过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会。

  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当时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〇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尚在整顿中。入晋八路军部队希望早日到达预定地域作战,要阎锡山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满口答应,同时扼要介绍了他的大同会战部署。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主要想依托这些工事“守上抗战”,可以说对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窍不通。

  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需在部队路过太原时解决。薪饷问题,要求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阎锡山满口答应,但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什么也未落实。

  徐向前和周恩来一样,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太原城有不少五台人,在阎锡山的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任职。徐向前就利用同学、同乡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时陪周恩来出去,有时单独出去。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什么同乡宴、校友会、群众集会,徐向前是逢请必到,每到必讲话。外出多了,警卫人员怕出事,经常抱怨他。徐向前总是笑着说:“放心吧,群众会保护我们的,阎锡山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他曾陪同周恩来去做过讲演。讲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有一次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强调各界一致团结对外,反对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思想,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一次,一批平津流亡学生集聚在太原教育公会自省堂。这些青年人,从“一二·九”运动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抗日战争真的打起来了,又束手无策。徐向前的老同学武尚仁、郑季翘到办事处请他给讲一讲。徐向前应邀到场,几百名热血青年高呼口号欢迎。他向学生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徐向前说:“要做好抗日工作,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胜利是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得来。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山西省地广人多,山高林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是战场,是打击日寇的生力军,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青年们听了,都很高兴。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是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此人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长,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听说徐向前回到了太原,专门约见叙旧。从前在学校里赵戴文没有和徐向前谈过话。如今徐向前作为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之一,又是红军的著名将领,赵戴文想起了徐向前曾是他的学生。于是便把徐请到家中重叙师生之情。当然,赵戴文请徐向前到家里作客的目的,比他和徐向前所谈的要重要得多。有的先生就是这样,在学生还是学生的时候,学生是不在他眼里的,当学生成名之后,他对“学生”的重视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倍,并想方设法让人相信他就是这“学生”的导师。

  赵戴文以请教的口吻问徐向前:“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

  徐向前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

  赵点头赞同,事后,还向阎锡山转述了这个意见。针对赵戴文兼任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徐向前着重向他谈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他说:“现在虽然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立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是采取抓夫、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这不叫组织群众,也不符合动员委员会的要求。”徐向前看赵戴文愿意听,又向他介绍了红军的经验,说明“组织群众,要有真正的思想动员,要把群众武装起来,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

  赵戴文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后来果真搞了一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这些“自卫队”有相当一部分转到了八路军手中,成了坚持抗战的人民武装力量。

  徐向前在太原还会见过一些开明士绅和新闻记者。

  一位记者有这样一段记述:“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像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对于此次晋北的军事活动都颇有力。他们认为为抗战而死,使民众获得幸福,这很值得的。”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在我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是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谈起此次抗日的问题来,他们都是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问他们的理由,回答得很简单,说‘全在于组织民众’。周说:‘这种长期的斗争,若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徐说:‘组织民众须要深入民间,与百姓同甘苦,替老百姓解决困难问题,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打在老百姓的利害一块,老百姓才肯拿出力量来,为民族、国家而奋斗而牺牲,所谓‘效死而去’,我们要能把老百姓的力量运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对方到处都是敌人,……(就)不打而溃了。”

  徐向前在太原着实忙了一阵子,还有些安排正要实施,10月1日夜间便接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要他速到友军部队中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他们和阎锡山谈判结束时,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率八路军总部到了五台县的南茹村。接到电报,夜10时徐向前即告别了周恩来、彭雪枫和办事处的人,坐汽车出发。次日早6点钟,到五台县城。再往上走,山路狭窄崎岖,汽车不能通过,他只好乘马赶往南茹村。

  这时毛泽东又有了新指示: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重点控制五台山脉,形成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间的广泛游击战争,配合晋绥军的正面作战。要准备敌人占领整个华北。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工作,应紧紧围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进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徐向前传达了这个新指示后,让他带一个工作组,到友军中去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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