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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徐向前将西路军的情况向毛泽东以及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张国焘等先后作了汇报之后,如释重负,精神上感到轻松多了。但身体还非常疲劳,骨瘦如柴,像大病初愈。他不管这些,要填补几个月来由于与外界隔绝而形成的脑子里的“空白”,整天忙于阅读报纸文件。他认真看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他确认日本人不会满足《何梅协定》所得到的利益,也不会满足“华北政权特殊化”。他们的胃口比这更大。他和一些领导人交谈时说,我们得做好准备。百日丧失东三省、十天热河全境沦陷的教训不能忘记。他带病接受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访问。他说:“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8页。)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以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索而爆发了。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旧称卢沟河),建于金代,距今有800年历史。它以建筑艺术精湛而闻名中外,尤其是280根望柱上雕刻的485个石狮子,个个神态殊异,吸引着中外游客。桥头立有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它是京都西南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成吉思汗率军南下围攻中都(北京),在卢沟桥一带发生了激战;明末清军入关,卢沟桥再次成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又从这里揭开了序幕。他们借口所谓正在演习的 日军听到一声枪响,便发现一名士兵“失踪”,驻在丰台的日本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上校,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内搜查,当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遂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同他们制造“九·一八”事件的理由很相似。那次,也是先说一个军事间谍中村大尉在东北失踪,接着又反诬南满铁路柳条沟段被中国军队炸毁,就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看来,侵略者的逻辑就是这样。

  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国共两党为敌10年,他在沙场上与蒋介石的“剿匪”反共军对垒了10年。那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10年。然而,卢沟桥的枪声一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他参加签署了给蒋介石的通电: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夺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疑夷,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中国革命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北平华北,收复失地!

  “红军将士威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日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这是卢沟桥枪声传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7月8日联署给蒋介石的通电。同日,他们又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支持二十九军的抵抗行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各族各界“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形势越来越严峻。7月中旬,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8月初,朱德、叶剑英等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问题同国民党交涉。这时北平、天津已相继陷落,日军正集中兵力向南口、居庸关进犯;同时,向华东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企图速战速决,3个月内灭亡中国。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了“洛川会议”。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

  洛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偏北,洛河中游,北魏时开始设县。这里北距延安90公里,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交界的地方。会址选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便于军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当时,红军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会议地址选在洛川东北10多公里的冯家村。村北有一条小河,叫介子河,当时人们以它分界,介子河以北是“红区”,以南是“白区”。冯家村在河南岸。村上百来户人家,吃水要到一、二百米深的沟底去担。这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徐向前从西路军归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8月13日从延安出发,14日抵达洛川,住在城关一个教堂里。因为会期还没定,在城里住了8天。21日接到通知就到冯家村去了,住在一户农民家中。这家不富裕,但也不算差,院内整治得很干净,栽种的西红柿都红了。他住在这里,俨然成了这家的一个新成员,每天早晚要为房东担水。他身体不好,房东不让去,可他执意要锻炼锻炼。其他与会者也分散住在村子里。毛泽东的住处是位于村西南角上的一个村塾学堂,在大路边上,窑(房)后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有两孔窑,毛泽东住一间,另一间就是会场。

  22日正式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李富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担任会议记录。22个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室内只有六、七张桌子,有饭桌、有条桌,大小不一;凳子有长有方,高矮不齐。

  张闻天主持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报告讲了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问题。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军事、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军队的战略任务和作战的基本方针,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

  陕北高原的仲秋时节,凉爽宜人。地处偏僻的冯家村,人们正在准备着秋收。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将要灭亡中国,不知道共产党的一批伟人正在帷幄运筹着保卫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大计。会议讨论是很热烈的。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张浩、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发了言。讨论中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有人也免不了谈了一些个人见解。如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问题,对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陕甘宁边区问题等。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徐向前没有集中发言,除了插话就是听,听毛泽东的报告,听各位与会者有创造性的见解。毛泽东的报告给他的印象很深。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71-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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