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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在红军的顽强防御面前,王陵基暴跳如雷,他疯狂叫嚣:“我不相信红军是三头六臂,马渡关就打不下来!”他将所部及一部土匪队伍组成若干敢死队,答应首先攻下马渡关者将赏光洋3000元,并亲率两个手枪大队和一个独立团到阵前督战,对于畏缩不前者均就地枪决。川军在王陵基的利诱威逼下,向红军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马渡关周围的山上山下,硝烟弥漫,处处是刀光血影。

  徐向前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及时派参谋人员向许世友、陈海松传达战斗命令。徐总亲临前线指挥,随时当机立断,使红军指战员从战术到意志,都得到极大的加强和鼓舞。激战终日,杀得川军积尸盈野,敢死队变成了死亡队。

  马渡关之战,红军共歼灭川军3000余人。在达到大量消耗和杀伤敌军的目的后,徐总遂于28日夜间率军转移了。川军第三师虽进占了马渡关,但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王陵基只好暂停进攻,令所部就地休整。这时,国民党川军左翼兵团被阻于东岳庙、石龙场一线,右翼兵团中路第三师进抵马渡关及其以东的花池山一线。右路第二十三军之郝耀庭部,则冒进到沿山场以东的马鞍山地区。敌我双方暂呈对峙局面。

  西线红军在王树声、李先念的指挥下,节节抗击川军第一、二、三、四路的进攻,亦杀伤川军甚众。至1月中旬,西线红军撤至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继续抗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东线作战。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在东西两线的战斗中,是红军的得力膀臂。广大群众在川陕省委各级战斗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组成数十万人的运输大军,运送粮食、衣服、弹药、伤员,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连日鏖战,徐向前总指挥连吃饭和休息都顾不上了。为了粉碎敌军的围攻,他一直在考虑反攻的时机、地点问题。川陕根据地的兵员、人力、物力、财力毕竟有限,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显然对红军不利;红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逐步收紧阵地目的是为了消耗和疲惫敌人,伺机转入反攻。只有实行反攻,才能扭转战役态势,变被动为主动,赢得大规模歼敌的胜利。徐向前作为总揽全局的指挥员,他审时度势,反复思考,认定东线红军实施反击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一是敌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消耗,伤亡万余人,疲惫不堪,补给困难,被迫停止了全线进攻;二是敌右路之二十三军郝耀庭部冒进突出,与左、中两路拉大了距离,便于红军实行“腰斩”,乘胜进击;三是敌东线预备队尚在宣汉、达县一带,与前线距离较远,中间有一段“空白”地带;四是敌军各部正准备过春节,军心涣散。据电台侦听得知,王陵基已回万县过节。徐向前分析了这一切,决定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向东线敌军发起大规模反击,首先消灭冒进突出至马鞍山地区的郝耀庭部和中路第七旅,得手后转入总反攻。

  徐向前用兵,向来善于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把它们用到节骨眼上去。他在川陕根据地通过实战和训练,培养了一批各有特长的主力师团: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御,有的善于夜摸夜袭。反击部署确定后,徐向前决心集中善长进攻的四军第十师、九军第二十五师、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作为出击的拳头。

  2月10日夜,徐向前下达攻击令。3个主力师在统一号令下,分别向马鞍山、毛坝场等地猛进猛插。11日拂晓前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红八十八师和十师攻占马鞍山,全歼郝耀庭部,郝被击毙。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二十五师直取胡家场,当天歼敌精锐第三师七旅大部,进而向马渡关敌第八旅逼近。但这时川军第二十三军和三师余部已迅速靠拢,利用山险隘口和优势火力,拼命阻击红军前进。经两天多的激战,红军未能突破敌阵地,徐向前决定停止反击,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与敌对峙。马鞍山反击战历时5天,红军在宽20里的地段上向前推进了30余里,歼敌两个多旅,给正在庆祝“胜利”、准备过春节的川军以沉重打击。匆忙从万县赶回前线督战的王陵基,被刘湘召往成都,撤职查办,软禁起来。第五路总指挥由一师师长唐式遵接任。

  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在欢庆胜利中,渡过了新春佳节。

  §收紧阵地屡挫重兵

  刘湘的第一期总攻,损兵折将近两万人,后勤供应也呈现难以为继的状态。为继续发起总攻,刘湘宣布向万县、重庆等地富商绅豪“借款”100万元,第五路军“防区”一律明令封仓的条文是:“凡一家存谷三十石,封十石;存五十石者,封二十石;存六十石以上者,封存一半。封仓人员受贿一百元以上者枪毙”。

  1934年春季,刘湘令川军连续发起第二期、第三期总攻。在东线,唐式遵令所部向红军发起重点进攻,企图突破红军防线,直取万源、通江。徐向前指挥红军利用有利地势,坚守红灵台、老鹰嘴、毛坪一线,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使唐式遵一筹莫展,叫苦不迭。他致电刘湘称:“职部当面左翼为老鹰岩,右翼为罗大湾,数十要隘,形如肝叶,昔王三槐据此一线,附者数万,清兵相持数载,不得寸进,因罗斯举引导,清兵由保宁、南、巴进攻通江,破匪老巢,乃告崩溃,形势所关,今古同辙。”恳请刘湘从西线突击。但西线各路军阀各保实力,谁也不愿冒死突进。至4月底,刘湘的第三期总攻又告失败。东西两线的红军,共杀伤川军两万余人,逐步收紧阵地,主动放弃巴中、南江,形成西起贵民关,经观光山、杀牛坪、得胜山,东至大面山、花萼山的防御圈环,刘湘黔驴技穷,捧出高级顾问刘“神仙”登台拜印,挂上“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长的头衔,统领各路军阀,准备发起第四期进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了那位刘“神仙”:

  “‘神仙’名刘从云,是个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会道门首领。从二十年代起,他就在四川组织‘一贯先天大道’,结交权贵,网罗道徒,自称‘刘备转世’,妄图‘治国平天下’。后与刘湘深交,鼓吹‘以神治军’,‘一川不容二流(刘)’,积极为刘湘夺取四川王位出谋划策。刘湘为控制军心,完成并吞全川的霸业,令其二十一军大小军官通通入道,拜‘神仙’为师。这次进攻我根据地,损兵折将,久战未下,刘湘眼见各路军阀灰心丧气,疑惧日增,便想出了借助‘神仙’号令全军的把戏。成都军事会议期间,刘湘亲自率领各路总指挥举行拜师仪式,向刘从云顶礼膜拜,执弟子礼。据说,事后杨森大发牢骚:我妈死了我都没有磕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是为我的几万人拜福!”(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355页)

  6月下旬,刘湘第四期总攻开始,共投入140余团的兵力。在东线,刘湘孤注一掷,将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计80余团亮10万多人投人战场。刘从云拈香卜卦,扬言“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

  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7月上旬,方面军总部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部署。会上有人提议放弃川陕根据地,北进汉中,另找出路。徐向前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虽然红军的困难越来越大,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但红军战胜敌人还是有条件的,绝不能轻易脱离根据地。他说:“汉中那里我们去过,回旋余地不大,又没有群众基础,去那里有什么出路呀! 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硬着头皮打,消耗敌人,待机反攻。”根据敌人的进攻态势和兵力部署,他判断下一步将重点夺取万源。因此,主张红军利用万源一线山高林深的有利地形,实施决战防御;“擒贼先擒工”,首先疲惫和消耗敌第五路刘湘的精锐,创造反攻条件,解决了这一路敌人,全盘就活了。

  革命战争是民众的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要独立支撑如此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徐向前深深知道这一点。就拿运输来说,由于川北山势险峻,河川狭窄,走车行船极为不便,任务是异乎寻常的艰巨。红军作战所需大批粮食的运送,弹药的供应,伤病员的转移,无不靠人力背、抬、挑。两山之间,看去近在咫尺,但从这个山顶到那个山顶,就得日出走到日落。没有大批的人力从事运输工作,仗就没法打。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经常关心后方动员工作。为保证前线的胜利,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男女老少齐出动。从前线到后方,从东线到西线,形成了一支日夜奋战、川流不息的运输大军。据不完全统计,仅反六路围攻中参加运输工作的群众,即达100多万人次。他们和红军一起,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这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也是徐向前充满必胜信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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