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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为了分化敌人,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陕南的孙蔚如部是西北军的,与蒋介石有矛盾,与川军井水不犯河水,是红军的重要争取对象。红军总部曾派出徐一新等去陕南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2月的川北,春意盎然。葱绿的群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爆竹一声除旧岁”,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节日里,自编自唱一首山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阳。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从此伸腰杆,
  穷人掌印坐天堂。有吃有穿比蜜甜。
  昂首阔步挺腰杆,锄头下面开金花,
  压迫剥削一扫光。锄头下面长粮棉。
  财主见了把头低,大爹干活哼小调,
  老爷见了躲一旁。婆婆走路像风旋。
  乾坤扭转来,这场喜事是谁办?
  世道变了样。巴山来了徐向前。

  节日对于徐向前已几乎是陌生的了。多年戎马生活,使他从未安安静静地过一次新春佳节。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欢度春节的情景,只保留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里。春节,他正在巴中县城的一座房舍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付敌人反扑的作战计划。外面的节日气氛,像是和他无缘。几名参谋不声不响下棋、看书,谁也不去干扰总指挥。谁都知道总指挥的习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时,最需要的是沉静。只有电台工作人员送来电报,才能暂时打断他的沉思。

  入川以来,徐向前不断考察通南巴的地形,地图上的一些山岳、河川、隘路、村庄,都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如果敌人发起进攻,采取什么作战方针?主力向哪里集中?决战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如何组织反攻?都是他日夜思索着的问题。

  红军总指挥部电台室,也弥漫着紧张、严肃的工作气氛。电台是红军的耳目,首脑机关的神经中枢。早在1931年,党中央就从上海派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宋侃夫、王子纲、徐一新、蔡威等到鄂豫皖苏区,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小组。当时红军没有电讯器材,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有时也通过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从城市里购买。徐向前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现在电台小组探知田颂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侦听敌人电讯联络,分析敌人的种种动向,随时向总指挥部传递。

  从情报获悉,四川军阀的成都混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宣誓就职后,委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主力部队开始东调。军情越来越紧急了。方面军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徐向前总指挥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翻山越岭,从巴中赶到了通江。

  通江是座一面傍水、三面临山的小县城。人口不多,只有几百户人家,远不及人烟稠密、商业兴隆的巴中县城那样繁华、热闹。在城里有座小巧玲珑的公园,红军来到后命名为“列宁公园”。站在公园的小山包上,就能俯瞰县城的全貌。尽管这里十分偏僻,交通不便,但却有座修筑得相当坚固、讲究的天主教堂,矗立在县城中心,与一些破旧不堪的民房成了鲜明对照。离教堂不远,是座颇具规模的孔庙,正殿和两厢的偏殿足能容纳四五百人。西北军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办公机关就设在教堂和孔庙里。

  军事会议在列宁公园张国焘的办公地点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份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对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又不能不倚重和依赖。只是在政治方面,很少要徐向前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徐向前分工管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因这次要确定抗击敌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张国焘才要他赶回后方参加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一。他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周围的敌情、川北的地形特点和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心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针对有的人留恋以往的战法的思想情绪,徐向前说:“这与鄂豫皖不同,那里的情形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我们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退却的终点要看情况而定,必要时准备放弃通江,但是绝不能离开根据地,退到巴山以北去。”

  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许多人深信徐向前的指挥才能。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会议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

  会后,徐向前即返抵巴中前线,向各师进行具体部署。

  §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破产

  2月18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分左中右3路向通南巴进击。这就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大巴山下,响起了雷雨交加般的枪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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