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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1925年夏天,徐向前离开了黄埔岛,被分配到河南安阳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和徐向前同去国民二军的,还有白龙亭、孔兆林等人。他们都是北方人,早就想回北方工作。孙中山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徐向前等感到“统一”在望,便商量到北方冯玉祥部去工作。东征回师后,他们几个人正式向校方提出要求,当时,特别注意抓军权的蒋介石,也想插手国民二军,以“改造”冯玉祥部,便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国民二军,原系河南胡景翼的部队,胡曾跟随过孙中山,属冯玉祥系。冯倒戈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与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任国民军副司令,分别兼第二、第三军军长。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二军军长由师长岳维峻接任。二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叫弓福魁,也是山西人。徐向前在这里先后担任教官、参谋和第二团团副。这支军队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变成了新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徐向前开始还没觉察到这一点。他继承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每到一处,热情地参加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活动,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为黄埔军校招收学生。1925年夏天,仅在河南安阳一地,他就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还在安阳参加了“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并深入到安阳中学和六河沟煤矿学生、工人当中,向人们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工人阶级的解放,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徐向前经常到他家里去交谈。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吴佩孚,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岳维峻的国民二军担任攻打山东的作战任务。岳维峻胃口很大,在进攻山东的同时,又派部队攻打山西。11月中旬,国民二军分两路进攻鲁西,不久便抵近泰安。不料,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均系收编的原直系部队)一路被吴佩孚派人收买,调过头来共同对付国民二军。此时,岳维峻进攻山西的部队也被阎锡山击败。岳军两头失利,节节败退,岳维峻被晋军俘虏。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二团,从德州撤至河北保定、蔚州一带,会合冯军,后被奉军截断退路,转战于山西广灵、灵丘、原平等地。因敌人跟踪追击,又无人指挥,部队四散溃逃。徐向前经过这一段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这支军队的本质,便同几个同乡脱离了这支军队,从原平回到了五台县老家。

  他在家中只住了7天。他一心想奔回革命军,加上由于当时阎锡山联合奉军反对冯军,在家里不安全,便又告别家人,在表兄的资助下,乘火车到了北京。

  自从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以后,华北政局一片混乱。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争斗激烈。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各支持一派军阀,不断混战。张作霖和吴佩孚又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势力,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徐向前在北京一个同乡家,住了1个多月,凭着黄埔军校出身的牌子和熟人关系,他满可以在直系或奉系部队中谋个职位,可是,他已经识破这两派军阀的反动面目,不愿意充当他们的工具。一天,徐向前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这使一心向往革命的他,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毅然决定:南下,找北伐革命军去!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辗转天津、上海,终于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

  此时的武汉,和北京、天津完全是两重天地。革命的气氛很浓,“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革命浪潮,遍布武汉三镇。当年黄埔军校的许多老同学,又在武昌城相会了。徐向前先在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派到武汉军校,做了学兵队少校队长。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新招收男生986人,女生195人。赵一曼、游曦、张瑞华、黄杰等,都是女生队的学生(黄杰后来成为徐向前的夫人)。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仍兼任武汉军校校长。由于军校里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蒋介石也只是个“空头校长”。他也到军校讲过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如何。有一次,他召集黄埔毕业生讲话,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还说,本校长对你们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徐向前和一些人听了,都很反感。

  这所军校,继承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以两湖书院(在湖北武昌。清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1837—1909)任湖广总督时创建。曾调湖北、湖南两省生员在此深造)等地为校舍,学文习武。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就在这里,徐向前选定了终身奋斗的目标,立志做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

  人生的道路,千万条,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却是不那么容易的。有的人,一生一世在迷茫中徘徊,有的人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经过认真思考,慎重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徐向前属于后者。在他刚到武汉不久,有位同事问他:

  “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即共产党),你呢?”

  徐向前说:“我还没有想好。”

  对方又问:“为什么不愿意加入CP?”

  徐向前笑而不答。他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曾说过一句话:“决不做跨党分子。”他认为,作为一个人,不能脚踩两只船;作为革命者,不能信仰两个主义。那时,他追求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还不理解,只是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一位同事知道徐向前不愿意做“跨党分子”,劝他说:“不要太清高了,跨党有何不好?”

  徐向前摇摇头,他依然如前:决不做跨党分子。他认为:要么继续信仰三民主义,要么放弃它,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当队长,忙于训练、操课、军事勤务,100多号人的教育和生活,都要他这个队长来管。白天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多少时间思考,也没有空闲和朋友交谈。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得闲看书。一切闲杂的书,他都不看,集中精力,阅读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他都一一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还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以及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都吸引着他。

  夜深了,学员们睡了,熄灯的军号吹过了许久,他还在灯下读书、思考。两年前,在广州黄埔军校时,虽然也读过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报,但是许多话不理解,读不懂,也欠思考。这几年的斗争经历,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军阀混战和人民受到的灾难,严峻的现实,使他作出了抉择。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幸得这时候,同一些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常来常往。他们大多又是徐向前的老乡。来往比较多的有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还有程子华。樊炳星是黄埔第四期学工兵科的,共产党员,这时正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工作;杨德魁在武汉军校学习;李楚白就在徐向前的队当司务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徐向前当队长,薪水比他们多些,每到发薪的时候,他们聚集一起,要他请客。他毫不吝惜,拿出薪金来,和这些老乡加同志,一起吃上一餐好饭菜。饭桌上,大家谈论志向,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思索、比较的结果: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他终于向樊炳星提出了:愿做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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