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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九


  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一九六七年“八一”招待会,他同意总理的意见,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里,他没有涉及“二月逆流”问题。闭幕式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他过去不大了解,现在才比较了解,实际上认可了会议的所谓“揭发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一伙疯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图进而剥夺我们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宣告破产。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决不死心。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提出传达时应点“二月逆流”几个人的名。后来的会议简报里,还点了黄杰、张瑞华(聂帅夫人)二同志的名,诬陷她俩是“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黄永胜在总参亲自布置,让下面批判我们几个人,包括黄杰和张瑞华在内。我的办公室党支部正式写了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我进行露骨威胁,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伙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塞进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毛主席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根本不听,千方百计封锁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十二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第三件事:接受“再教育”和“疏散”到开封一九六九年一月底,汪东兴同志来电话通知:毛主席指示,要向前同志去工厂看一看,调查研究。还说:我们给安排在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南厂,离北京不远,可在厂里住,也可在家里住,由自己定。实际上,就是下放我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二七机车车辆厂坐落在北京郊区的长辛店,是历史上著名的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全厂共有二十七个车间,四十四个科、室、院等单位,职工近八千人,连同家属共四万余人。二月三日,我和一名随员带上行李,到达二七机车车辆厂。军管会负责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工厂的情况。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两派群众组织,斗得不可开交,生产一度瘫痪。一九六八年九月,八三四一部队奉命进厂军管,搞政治建厂、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不少“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教育他们“重新作人”,恢复了生产,稳定了局面。我表示自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工厂学习的,希望军管会的同志们多加帮助。他们还给了我一些文件、简报,安排了我的住处。“九大”以后,该厂与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木材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称为“六厂二校”,树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和我一同在二七厂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主恩茂、廖志高、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我们住在一幢三层楼的招待所里,我住楼上,他们住楼下。大家能经常见面,但不谈政治。说上几句问寒问暖的话,心照不宣,就是彼此间的极大安慰和鼓励。我被分配在加工车间劳动,百十个工人按班、排、连建制,叫“加工连”。年龄六十八岁的我,干不了重体力活,又不会开机床,只好干点敲敲打打的零杂活。工人对我很温暖,并不要求我干这干那,还经常嘱咐我注意休息。我同加工连的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在劳动和闲谈中,沟通了感情,建立了友谊。伙食和工人一样,吃大食堂。厂里照顾我,允许随员给我把饭打回宿舍来吃。回民灶有位大师傅,对我特别照顾。

  我出席“九大”回来,运动进入“斗批改”的高潮。厂里和车间不断开大批判会,我们得经常参加。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政治建厂”的口号喊得十分响亮,“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继续革命”冲击一切,代替一切。否定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否定科技人员的作用,把一些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专家治厂”,而加以批判。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程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举着小红书不知要喊多少遍。所谓“一言一行保证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保证毛主席满意”,“一事当前想到毛主席,一事之中保卫毛主席,一事之后检查是否忠于毛主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不二法门。每当“最新指示”发表,工人们要连夜赶排节目,游行庆祝,加班加点生产,向领袖表决心,献忠心。阶级斗争天天搞,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全厂共清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坏分子二百一十五人,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外围组织成员三百七十三人。在一百五十五名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中,“叛、特、资”二十四人,占15.5%;有“历史问题”的四十九人,占31.6%。我所在的加工车间,自一九五四年投产后,先后有七人任车间主任、八人任支部书记,被打成“叛、特、资”的十一人,占三分之二以上。这种狂热制造个人迷信和严重扩大化的清队、整党,根本背离了马列主义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竟被树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大吹特吹,的确令人啼笑皆非。但它是一面镜子,可以从一个工厂的角落,反射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灾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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