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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五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乱。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文件下达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

  十一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我说:你们起草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他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会前,肖华同志来我家一趟,送来了讲话稿,我看后略作修改,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十一月十三日,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不下十万人,又唱歌又呼口号的。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陈毅、叶剑英、贺龙和我讲了话。

  那时,我们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做出好样子。陈毅同志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还说: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他提醒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贺龙同志也讲了话。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处境岌岌可危,能出席大会,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叶剑英同志也强调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

  叶帅讲话时,半道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上次开会,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们的讲话,语重心长,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罪状”。

  十一月二十九日,军委文革又安排第二次接见。陈毅、叶剑英和我,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踏上主席台,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写着要批判陈、叶十三日的讲话,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头痛、疲劳,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陈毅同志讲话较长,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我因头疼加剧,提前退场,未听完陈毅同志的讲话。

  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招来了麻烦。觊觎军权的江青一伙,趁势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

  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一月十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我阅后提了三条:(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我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能象地方上那样,无法无天,乱揪、乱斗、乱冲。十一日,又送来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十二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十八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

  “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种对策。

  一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肖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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