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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陕北的盐业,是项重要财政收入的来源。朱总司令很重视,指定留守兵团抽出六个萱的兵力,专口打盐,出口交换急需物资。一九四一年即打盐五万六千九百余驮,羊毛、山货、药材也是重要出口项目。三边的甘草特别粗壮,多得很。随着生产的发展,出口量的增加,我们的家底子逐渐厚实起来,生活也有明显改善。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全兵团共有商业基金二千四百万元,工厂—资金七十一万二千元,运输牲口五百五十余头。伙食费平均每人每天以五角计,公家发一角,能自给四角。三五九旅的生产成绩,尤为突出。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有口皆碑的“好江南”。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该旅共开荒种地二万六千余亩,养猪二千余头;打盐井十个,炭井一个,办起木厂两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油房一所;拥有运输牲口六百头,建立十个骡马运输站,商业有一个总店,十个分店。全旅达到粮食自给百分之八十八,经费自给百分之八十五。

  贺龙同志对晋绥部队的生产亦抓得很紧,取得了可喜成绩。一九四二年全年.他们在晋西北共垦荒六万亩,还挖渠引水,扩大灌溉面积,大力发展棉、麻、纺织业及其他生产经营项目,将相当一部收入支援延安,对克服财政困难起到重大作用。年底,毛主席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对部队参加生产,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我军参加劳动生产的优良传统,就是从那时形成的。

  在联防司令部期间,我与贺龙同志共事,关系融洽,心情舒畅。他两边跑,有时去晋西北,有时在延安。我们一面整风,一面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有时闲聊天。他经常和我讲些在旧军队的故事,听来叫人好笑。他从旧军队营垒里杀出来,新旧对比,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尤为折服。他给我的印象,性格开朗。对党忠诚,积极正派,善于团结干部,有事摆到桌面上,从不背后捣鬼。他决不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文化大革命里,林彪一伙诬陷他搞“二月兵变”,残酷迫害致死,真是冤枉得很!

  §任抗大校长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进一步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潮。

  我那时正忙于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生产规划,检查春耕情况。有天,毛主席找我去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他说:抗大总校从邢台搬回来了,这里还有分校,准备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战略反攻作准备。那里缺个校长,现在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你先去代理一段吧。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力难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我说:既然主席这样说,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替换我。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他对抗大的任务,用“培养干部,准备反攻”八个字概括,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工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象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主席还强调,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

  三月中旬,我从延安去绥德,路上走了四天。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受到何长工等同志的热情迎接。过了些时候,李井泉同志调来,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我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

  著名的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战以来,已培训七期学员,分布在各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战斗骨干作用。因战争环境的关系,校址经常流动,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到冀南平原。一九四二年二月,总校在邢台地区开办第八期,学习一年,奉命转来陕北。在此同时,中央又决定将晋察冀二分校、晋西北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后改称军事学院)均与总校合并,学员统称第八期。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有青年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们一面建校,一面陆续接收学员。原计划本期培训学员八千至一万人,结果只招收了六千余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晋察冀边区二分校的一部学员转来陕北,收生工作才告结束。

  我们确定,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时间为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

  整编机构主要是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教学需要,统一组织编制,进行干部配备。校本部机关力求短小、精干,除政治工作专设政治部,下属组织、宣传、干部、保卫、总务五个科外,教学工作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后勤工作设供给处、卫生处,直属校首长领导。学员以原建制为基础,编为五个大队四十六个队。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处。队设队长、指导员。一大队大队长韩先楚,政治委员高兰亭;三大队大队长赖光勋,政治委员雷钦;四大队大队长王泮清,政治委员许凤翔,以后又组建了二、五大队。不论大队或队的领导干部,均一身二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干部和教员缺乏,是一大困难。我记得编制定下后,干部缺一半,教员缺额更多。除从学员中调出些任用外,我们还请求军委批准,从延安编余干部中解决一部分。

  端正入学态度,严格组织纪律,树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好几千人初来绥德,什么想法都有。有的认为在前方打仗光彩,入学不光彩;有的犯过错误,是准备来“挨整”的;有的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凉了半截。针对这些现象,我们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要求学员端正入学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同时,严格管理,严格规章制度,一切行动必须象正规部队一样,达到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论资格新老,违犯纪律均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建家立业,靠自己动手。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几个学员大队分驻在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区。窑洞得自己打,课堂得自己盖,粮食、蔬菜得自己生产。各大队首长负责,组织学员边建校舍,边搞生产,掀起了建校和生产的热潮。全校共挖了二百多个窑洞,各大队都盖起了课堂;开荒种田,办作坊,捻毛线,养猪养羊,开合作社,全年共收入近三百万元,使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和一定的改善。

  我当时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下面有中组部王从吾、武竞天等同志组成的一个小组,负责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并初步分配工作。这是项细致、复杂的任务,要看档案,要经常研究情况,要和干部谈话,要全面认识干部,既费时,又费力。我主要管团以上干部。

  抗大整编大体就绪后,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六月间,蒋介石令胡宗南等部,尽撤河防兵力,向洛川、中部、邠州一线集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调晋西北四个主力团来边区应变,全边区军民齐动员,加强自卫备战,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抗大的全体教职员工,也投入到紧张的自卫备战中。当时,联防司令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北线榆林方向的邓宝珊部。一般地说,邓虽不至于打我们,但有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压力,我们不得不防。制定了作战预案,学员都发了枪,分一线、二线防守。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我党击退,抗大遂转入整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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