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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山东,也象冀南一样,我们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又要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

  山东的著名顽固派,第一是沈鸿烈,第二是秦启荣。秦启荣在前台,沈鸿烈在后台,堪称摩擦专家。他们的反共小册子里公然写道:“打倒阴谋多端的共产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要“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计”。他们还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以组织对组织,以军事对军事,以特务对特务”等口号,反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在沈鸿烈,秦启荣的唆使与指挥下,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制造军事摩擦,向我根据地和游击区频繁进攻。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三千余人,于博山、益都交界的太河镇,伏击我第三支队的干部队和掩护部队,杀害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以下四十余人,扣押二百多人。

  八月上旬,秦启荣乘我第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机会,指挥顽军袭击我后方根据地莱芜的雪野,使我伤亡二十余人。八月中旬,在淄河流域,他又指挥所部将我三、四支队包围十余天。这些,就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太河事件”、“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在鲁西北,石友三部亦加入摩擦行列。据统计,自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我军在反“扫荡”中战斗二〇九次,自身伤亡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而国民党制造摩擦九十余次,竟使我伤亡达一千三百五十人,被俘八百一十二人,损失远远超过敌人的“扫荡”,简直令人发指!此外,顽固派还采取伪装八路军的手段,四处大烧大杀大抢,造谣惑众,嫁祸我军;甚至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组织暗杀团、进行策反等,在我根据地内大搞破坏活动。

  山东顽固派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摩擦,绝不是孤立的。它是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先声,是其企图全面破坏国共合作、准备投靠日寇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在《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指出:“在湖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毛泽东选集》第七〇九至七一〇页)

  我们的反顽斗争,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进行的。这就是:“既统一,又独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等。

  首先是要对国民党营垒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随着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日益加剧,流血事件的不断发生,我们队伍里有些同志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不是好东西,和他们搞统一战线,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坚持对国民党营垒的上层人士作具体分析。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确定我们的对策。

  就拿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头于学忠、沈鸿烈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于学忠是原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蒋介石一面利用他,一面排挤他。他明白,我们更明白。因而,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对我们态度强硬些,但并没有说过八路军多少坏话,是留了回旋余地的。这就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属于我们的争取对象。沈鸿烈则是典型的顽固派,死心塌地,反共 到底。他不仅积极“限共”,制造摩擦,而且暗中授意秦启 荣部,秘密勾结日寇,订立“共同防共协定”。他不断向蒋介石、何应钦告八路军的黑状,今天说我们“游而不击”, 明天说我们“进攻中央军”。于是,何应钦等人就在重庆大放厥词,说“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云云,真是荒唐可笑。一九四〇年六月,就在我将离开山东的前夜,沈鸿烈趁我军在新泰、蒙阴以东山区与敌激战的时刻,竟指使所部突袭、占领我黄庄阵地,从背后给了我们一刀。事后,他大造舆论,诡称“中共军不战而退”,又倒打了一耙。象这种家伙,只能是我们的打击对象。

  再拿国民党军队来说,也是有区别的。东北军是杂牌部队,驻山东两个军,万毅、解方等同志在那里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多数官兵愿意抗日,极少同我们闹摩擦。双方有了矛盾,交涉一下,互相忍让一下,就能解决。鲁西北的范筑先部,原来就同我们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范老先生殉国后,参谋长王金祥公开反共,分化出去一部,其余接受我党领导,改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石友三部则变了卦,完全听命于河北张荫梧的指示,成为冀南和鲁西北制造摩擦的急先锋。鲁南的秦启荣部,有沈鸿烈撑腰打气,更是凶顽不可一世。所以毛主席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这是一点都不假的。

  秦启荣、石友三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石友三那里,有个将领叫高树勋,就反对石友三的那一套。后来,我党我军反击石友三,石率部南窜,不久即被高树勋杀掉了。解放战争初期,高树勋率部起义,参加解放军。秦启荣那里,有个张里元,我们做了不少争取工作。他反共不那么积极,我们的部队在他防地里活动,他大面上过得去,通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一般情况下,极少主动向我们挑衅。

  可见,不仅对国民党营垒应作具体分析,对顽军内部也应作具体分析。顽固派毕竟是少数。有了具体分析,才能区别对待,才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

  其次是政治揭露与军事打击相结合。对付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必须公开揭露,晓谕国人,使其丑行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沈鸿烈、秦启荣每次制造摩擦事件,我们都通过发表抗议、声明、通电、报纸宣传、张贴标语传单、举行群众集会、致友军信件等形式,说明事实真象,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及其散布的种种谎言。政治揭露及时、有力,中间派便容易同情我们,顽固派的处境便日趋孤立。另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顽固派背信弃义,无法无天,打进你的家里来了,大烧大杀大抢,不反击行吗?是绝对不行的。有次,秦启荣指挥部队围攻我军,我们忍无可忍,反击了他一下,抓了他们一些人,缴了一些枪,他就派人来和我们谈判。好啊!谈了几项双方应当避免摩擦、共同抗日的条件,我们把俘获的人枪还给了他们,够仁至义尽的了。可是,此人不讲信义,过后仍然搞摩擦,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

  一九三九年八月,秦启荣指挥所部连续制造“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在淄河流域,集中四千余人围攻我军达十余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客气啦,决定发起反顽战役。由张经武、王彬同志在前面指挥,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参加。几天之内,我军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共缴枪两千余支。秦启荣率残兵败将,逃到张店、博山以西,胶济路以南去了。一九四〇年三月,石友三勾结日寇,猖狂向我冀南边区进攻。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鲁西部队与冀鲁豫、冀中、冀南的部队并肩反击石逆,经两个多月的战斗,取得了溃敌两万五千余人的胜利。后石友三又纠集三万余人,向濮阳、清丰、范县等地进攻,被我冀鲁边的部队再次击溃。山东地区及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反顽军事斗争,对打退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支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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