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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 ?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 !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姓于,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 !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险,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倌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啦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 ?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象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还将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 (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同志已剃去了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青。他们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他和谢老想方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我们坐的是国民党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个国民党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 ?这下可把我给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延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电机还没到,我对迎接人说:这下可遭了 !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 (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鉴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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