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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实行“兵谏”,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事前,我党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会同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争取实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久,又令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对付何应钦的“讨伐”军。西路军的战略作用,当然就转入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

  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象节日般的热闹。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红军的死敌。一夜之间,忽然被张学良扣了起来,怎不叫人拍手称快呢?马家军被西安事变闹得张惶失措,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陈昌浩紧急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形势。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党必须用全力来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全民武装抗日的动力。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否则速予公审枪决,勿留后患。

  (二)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与我迅速作战。

  (三)迅速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并进行其他各地力量的争取。

  (四)增援绥远、宁夏,以迟滞日寇行动。

  (五)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六)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速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

  (七)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

  (八)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上述建议,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处。但从中不难看出,大家殷切期望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尽快造成西北和全国的抗日局面。西路军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发挥它的应有战略作用。

  这时,军委主席团电示我们: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十八日,又电告我们:“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于是,我们动员部队,准备西移。计划以九军、三十军一举抢占临泽、高台,进取甘、肃二州;五军跟进,直插安西,争取二月中旬接通新疆。

  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想浑水摸鱼,借乱生乱,扑灭革命力量,实现他的卖国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的进攻。张学良考虑,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后面的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介石嫡系部队,有乘虚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的企图;且河西“四马”与东北军关系恶劣,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难以保障。因而,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党中央于是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

  二十二日,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两千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我说:既然军委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但要作好东进的思想准备。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我们当然无条件地执行。最好请兰州的于学忠部派出一部兵力西进,牵制马敌,接应我们。

  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我则调动部队,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返决战的准备。二十四日,中央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次日,我们复电明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没想到我们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二十五日,蒋介石即飞抵洛阳。二十七日,军委电示我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由此可见,中央那时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一时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在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罢了。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谈判开始进行。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亟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阴险狡诈,居心叵测,死活不松口。谈判过程中,他不仅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事实说明,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的处境反倒愈来愈艰险,是不足为怪的。

  十二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象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的确难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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