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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保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

  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

  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战后,我军遂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带与敌相峙,发动群众,准备过冬。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住芦山城北的任家坝。

  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位于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漫山皆白,地冻三尺。部队派出筹集粮食、牦牛的人员,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同志冻死在雪地里。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柳暗花明

  正当我军南下碰壁、处境困难的时刻,党中央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团结对敌的方针,及时传来,给全军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力量。这是一个转折关头,在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我军南下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露骨侵略,我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白区地下党组织的英勇斗争,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其势如波焘汹涌,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这时,共产国际已派张浩同志(林育英)回陕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不久,即将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和张浩回国的消息,向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据我观察,他是作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象“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

  我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惦量过的。

  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南下以来,我一直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几次劝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但他就是不听。我毫无办法,心里很不痛快,常常借口军事工作忙或身体不适,不去参加总部的会议。有段插曲,我印象很深。百丈战斗后,我们前敌指挥部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中央红军在陕北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敌军一个师。这就是直罗镇战役。我很高兴,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我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张国焘态度很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我碰了一鼻子灰,转身就走了。心想:这个人真不地道,连兄弟部队打胜仗的消息,都不让下面知道。

  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也能反映出他那种七上八下的心理状态。消息传开,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我军南下的碰壁,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不少同志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法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昌浩、我、周纯全、傅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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