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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对于这种复杂局面,我缺乏思想准备。两军会合之初,我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

  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我请陈昌浩把我的要求,向张主席郑重反映。

  陈昌浩当时说了些鼓励我的话,答应适当的时候,向张国焘做工作。后来,听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

  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后来同彭德怀同志谈起这些问题,他对我说,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我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向毛儿盖进军

  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

  我带的一路部队,七月六日从理县地区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黑水河面不宽,约三四十米,但水流湍急,浪涛翻滚,深不可测。据老乡说,没有索桥是过不去的。沿岸的溜索桥本来就很少,敌人为防红军渡河,几乎破坏殆尽。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敌机虽不易发现我们,但部队运动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一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沿途经过些藏民山寨,大都空空如也。他们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早已牵上牲口,驮着粮食,转移到深山老林里去,有的还不断向红军放冷枪。民族矛盾是历史上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要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住过的房屋,临走时要打扫干净,上好门板。那时,我们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途中,零星战斗不断,主要是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武装抵抗和袭扰活动。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会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我们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和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毛儿盖。王树声率后卫部队陆续撤出岷江东岸,向黑水、芦花、松潘地区集中。胡宗南部正加强对松潘的固守,薛岳一部亦进抵平武、文县,配合胡敌防我北出甘南。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我对周围敌军的兵力部署、番号、装备、位置、作战特点及我军各部队的住地、人数、行进方向等,全装在脑子里,记得滚瓜烂熟,能有问必答,总司令对这点比较满意。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有次,我去他住地,他正坐在房里烧糌粑吃。见我来到,高兴地说:来吧,我们一起吃!我俩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我们一起去张国焘住地,征得了他的同意。张国焘当时已任军委副主席,摆出的是统筹全局的姿态。他答应立即向中央建议,落实这件事情。原来,我们计划抽调四个团给一方面军,后经中央同意抽了三个建制团过去,即四军三十二团,一千一百人;三十军二七〇团,一千六百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一千一百人,共三千八百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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