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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后来,红四方面军还得过嘉陵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过江没有成功,我真是恼火。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我和先念的主张比较好。趁敌人溃乱之际,派一部兵力打过江去,追一追,打一打,把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搞块天下。万一不成,还可以退回来。当时没有乘胜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的确是战略上的失策。

  反六路围攻,我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的胜利是巨大的。先后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一架。川陕根据地鼎盛时期的辖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党和红军、人民群众经过锻炼,更加坚强。敌人的联合阵线遭受沉重打击,内部矛盾加剧。坐镇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既震惊,又恼火,严电指责刘湘。刘湘无颜见下江东父老,还在从成都去重庆途中,演了幕假投江的丑剧。

  十个月反围攻战役的实践表明:干革命,干战争,必须具有敢于压倒敌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耐力,绝不能被优势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刘湘的六路围攻,“空全省之兵力”,铺天盖地,步步为营,并进合围,势如狂风暴雨,凶猛异常。特别是敌主力第五路,乃刘湘积二十年心血培养的精锐,装备优良,供应充足,兵员众多,从未受过红军打击,又是川西混战的胜利之师,确实不易对付。我军虽有自己的独特长处,但兵力、武器、粮食、物资供应等远不如敌军,根据地回旋余地相当狭窄,战略退路仅限于大巴山南一二百里的“弹丸”地区。敌我对比,敌处明显优势地位,我处明显劣 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战略战役态势,就规定了反 六路围攻的艰巨性、残酷性、持久性,当然也包含着敌胜 我败的严重危险性。

  一般说来,兵贵胜,不贵久。以弱敌强,以寡敌众,以劣敌优,尤其如此。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却不容许我们速战速胜,要打,便只能打一场漫无期限的持久防御战。敢不敢打,能不能打?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我军没有被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冷静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和有利因素,下决心打!适时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急起应战,从而迈出了反围攻作战的第一步。这一步,很不简单,有重要意义。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只看到我军的劣势地位而忽视有利条件,只看到战局逆转的危险性而忽略争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容易陷于张慌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战役进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试图转入反攻,均未成功,不得不继续防御下去。敌人经过七八个月的消耗,死伤累累,疲惫不堪,而敌第五路在万源前线,竟能爆出那么旺盛的攻击力,发起那么猛烈的攻势,则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仗越打越恶,越打越难,越打越险。敢不敢打下去?能不能打到底?又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有人主张兵退汉中,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确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这个时候,我们更没有被敌人貌似强大的攻势所迷惑,所吓倒。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投于险地”(《孙子》九地篇),实施万源决战防御。从而,又一次度过了最大难关,终于赢来了胜利反攻的时刻。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疯狂性的一面而忽视其虚弱性的一面,只看到自己的严重困难而看不到敌人更加严重的困难,只看到战局的无尽无期而不懂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时刻最难度过,也最容易判断失误,动摇决心),放弃决战防御,那就不仅“功亏一篑”,失去胜利反攻的机会,而且,很可能被迫东流西窜,陷于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

  反六路围攻,对我军的胆略和耐力,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全军上下,万众一心,豪气干云,“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毛泽东选集》第二三〇页),经住了考验,打赢了战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坚韧能力,是我军优于敌军的一个最强点,也是贯穿于反围攻过程的始终,对争取战争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又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步步为营、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刘湘六路围攻与田颂尧三路围攻不同的地方,不但在于四川军阀已经联合起来,全力对我,兵力众多,装备精艮,更重要的是,刘湘采取的围攻战术有了变化。田颂尧是兵分三路,自西而东,猛攻一面,长驱直人;刘湘则是兵分六路,三面合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刘湘的这一套,并非他的独特创造,而是蒋介石的“围剿”新战略——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具体应用。堡垒主义是蒋介石总结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扑灭革命力量的经验,形成的新战法。我们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吃过它的亏。我军这次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敌人的六路围攻,可以说是打破蒋介石堡垒主义方针的新尝试。

  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最大特点是集绝对优势兵力于一块革命根据地周围,分进合击,层层筑碉设防,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包围圈,以达持久消耗并最后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对付这种“围剿”战术,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不同,当然不能强求一律,只能“各自为政”,因时因地制宜。

  川陕根据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第一,远离中央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四川境内又无其他红色区域相配合,是座处于巴山蜀水之间的孤岛。第二,建立根据地虽仅一年时间,但经过发动群众和反三路围攻,已经形成较坚实的根据地中心区域。第三,三次外线进攻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新区,壮大了红军,取得了支持战争的大量物资。第四,根据地背靠巴山天险,红军又与山北的孙蔚如部有互不侵犯默约,后顾之忧不大。第五,川北地势南低北高,易守难攻,利于红军实行山地坚守防御,并已为反三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第六,根据地范围不大,回旋余地有限,不便我军大踏步周转,“飘忽”制敌。上述情形说明,在川陕边,要粉碎敌人步步为营、分进合击、持久围攻的战略战术,上乘的方法,不是主力跳出外线,待机破敌;也不是内线“飘忽”,运动歼敌;而是逐步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就是根据川陕边当时的实际情况确立的。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和战术手段,均服从和服务于作战方针的需要。在这方面,较反三路围攻更自觉,更娴熟,更有所发展,也是事实。

  敌人步步为营,不是长驱直入。我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后退。这就出现了工事对工事、堡垒对堡垒的交战状态。在这里,“堡垒对堡垒”,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为我们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不是“不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诱敌深入;不是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兵力,而是有主有辅,以主力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钳制于次要作战方向;不是单纯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消极被动,疲于应付,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和红军战术特长,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直至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等等。这正是适合川陕根据地具体条件的战法,是打破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新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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