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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杨森突然遭此打击,有点手忙脚乱。连电刘湘告急求援,同时急调驻守南充的第三混成旅增援蓬安,第五混成旅两个团增援营山,企图据险堵击我军。二十九日夜,我三十军向渠县第一混成旅的扼守要地发起攻击,指战员冒着敌人火力封锁,攀登悬崖绝壁,一气攻下佛楼寺、杨家寨,全歼敌第一团和第三团。三十日,四军十一师亦攻占佛楼寺以东之石河桥,并南下进逼渠县。为集中兵力围歼营山敌第五混成旅,我们令三十军西向,迂回营山,协同九军作战。十月三日,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冒着滂沱大雨,猛攻营山东北的大庙场、新店子一线。九军的七十三团打得最出色,英勇冲入敌阵,同敌肉搏,连破七道工事,打乱了敌人的阵线。该线守敌和来援之第三、第五混成旅,被九军、三十军歼灭二千余人,余部逃向嘉陵江对岸。当晚,九军攻克营山,六日,继占嘉陵江边的周口。至此,营渠战役胜利结束。

  营渠战役,势如破竹。十多天内,我军攻坚越险,突破敌纵深梯次配备的坚固防御体系,前进上百里。先后共歼敌三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解放了近百万人口的大片土地。战役期间,正赶上连续下大雨,道路泥滑,部队冒雨行军作战,十分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万众一心,战胜困难,完成作战任务。这样的部队真是可爱啊!

  打完杨森,发生过一次争论。我们回到双凤场,住在个戏台子上。四川的戏台子很多,木质结构的,既宽敞,又亮堂,干干净净,风风凉凉。我们宿营时,都愿意找戏台子住。那天吃早饭的时候,为打杨森的事,我们的参谋主任舒玉章,与陈昌浩吵了起来。

  舒玉章不同意打杨森,认为红军和人家的代表谈判过,无论如何不该进攻人家。他是东北满族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会几国文字,喜爱翻译或写点军事文章。为人耿直,性格刚强,工作勤勤恳恳,是个好同志。他也是中央派到鄂豫皖的,一直搞参谋业务。行军打仗可辛苦啦,每次行军他都督促我。我呢,疲劳得要命,睡觉也是抢时间。等部队集合出发,我带上警卫员,骑马到先头部队出发的地方,下马把皮大衣一盖,呼呼地睡上一觉,等后续部队走完,再起来跟上队伍,走到前面去。忙里偷闲,要不,难得有休息的时间。每次行军,舒玉章就留在后面,找呀,催呀,生怕我掉队,出危险。他是很尽职的,细致认真,一丝不苟。那时,我们和参谋主任、参谋、警卫人员,不分彼此,大家在一起吃饭。打饭的时候,按高矮个头排队,谁个子高,先打饭吃。那天吃早饭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讲起了打杨森的事,他就和陈昌浩争论起来了。

  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缴了那么多枪,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的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论说,舒玉章同志有自己的看法,不同意打杨森,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仗已经打完,也有时间坐下来,心平气和地研究。他扣帽子不对,但保留意见有什么错?他是共产党员,有提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陈昌浩在火头上,我怎么劝都不听,结果硬是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政治委员决定一切,能随便抓人、杀人,搬的是苏联那一套,害死人哪。

  陈昌浩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连张国焘都得让他几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有次,倪志亮打电话,没听出是陈昌浩的声音,嘴里骂骂咧咧。陈昌浩扔下电话,骑马跑到倪志亮的住处,见面就拿马鞭子抽了他一顿。陈昌浩就是这么个人。舒玉章和他争论问题,吵了架,他就决定把人抓起来,关进了班房。我说,我没有参谋主任不行。要了几次,他都不理。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宣达战役自十月十七日开始,至二十七日结束,历时十天,打老牌军阀刘存厚,战果最大。

  刘存厚是个贪婪而又昏庸、顽固的老朽。我军入川后,几次写信给他,要他严守中立,他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他还趁我军收紧阵地的困难时刻,派兵抢占竹峪关,配合田敌,妄想置红军于死地。敌人的报刊曾这样描绘他:“这位老将军名义上虽是最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着北洋时代的典章文物的。”(《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九期)

  这位吴佩孚的“崇威上将军”,升官有道,治军无能,在军阀混战中屡遭败北,最后不得不退处川东北的万源、城口、宣汉、达县(绥定)一带,苟延残喘。如同其他军阀一样,他在搜刮民脂民膏上,绝不留情。就在宣达战役前夕,还派军队去四乡逼款,“每户派兵一名,坐收剿赤军款”,“人民被迫投环跳水者,在在皆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新蜀报》)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为“瘟牛(谐音刘)”。

  刘存厚的边防军有两师一路加一个独立旅,共十五个团,二万余人。在长达三百余里的“防地”里,兵力呈一线式配备,分兵把口,纵深薄弱。只要我军从敌防线上突破一两个口子,便可直捣其绥定官邸,掀掉“瘟牛”的窝棚。

  战前,我们在通江东南的得胜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了宣达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余天云、李先念、王宏坤、周纯全、何畏、詹才芳等。

  兵不厌诈。为了麻痹刘逆,迷惑敌人,保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我们确定,战役准备的关键一环是声于西而击于东。以三十一军一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向嘉陵江沿线之广元、苍溪、蓬安等地,积极佯动,虚张声势,造成主力红军西进攻击田颂尧部的态势。主力攻击部队,则保持绝对隐蔽,秘密向东线集结。这一工作,要求十月十五日前完成。

  作战方针是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直捣敌后方,并在两翼实行辅助进攻,力争全歼刘存厚部。具体部署:以三十军之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为第一梯队,九军之二十五师为第二梯队,组成中路,集结于通江东南的刘坪、麻石场地区,担负中央突破的任务,攻击以土地堡为中心的敌第一师阵地,得手后直接向宣汉、达县发展。以四军之十师及十二师一个团为左路,集结于通江以东的龙凤场、芝包场地区,攻击以草坝场为中心的敌第二师阵地,伺后向罗文坝、毛坝场发展,相机占领万源县城。以四军之十一师为右路,集结于通江城南的元山场、江口地区,由江口附近东渡巴水,向老鹰寨敌独立旅突击,伺后向达县方向发展,并协助中路兜抄可能南逃之敌。我们要求各部队深入政治动员,发扬夜战近战的特长和迅速秘密行动的战斗作风,采用奇袭手段,攻占要点,突破敌人防线,大胆迂回包抄,猛打穷追,速战速决。我和陈昌浩随中路行动。

  会后,各军按既定方针和部署,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我和三十军、九军的领导干部,一起去看了地形,选定了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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