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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交通建设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发动五十万民工,劈山炸石,干了件大工程——疏浚巴中至江口、江口至苦草坝总长三百余里的河道,不仅保证了舟船的顺利通行,而且减少了巴河下游的水患。不论从军事运输或方便群众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称道的。财政方面,颁发了公粮和各种税务条例,设立工农税务局,征收统一累进税;建立了工农银行,发行根据地的银币和布币。文化教育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干部学校,各县、区均建立了列宁小学,进行义务教育;每个集镇均设俱乐部,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八月八日,川陕省委召开了地方武装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陕省军区指挥部,张广才任指挥长;并对西北军区政治部决定的《川陕省军区指挥部组织条例》和《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进行讨论和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武装的组织系统和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是川陕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左”的倾向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查田运动中将一部分中农划成富农,将一部分富农划成地主,扩大了打击面;“改选苏维埃”清洗的干部太多,甚至把一些犯有错误的当阶级敌人杀掉,弄得地方干部战战惊惊,缩手缩脚;反对宗教迷信过火,打菩萨,毁庙宇,伤害了一部分群众的感情。对中小工商业,不是采取扶持、鼓励的政策,而是打击、限制,影响了根据地的商品繁荣。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给根据地建设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是严重的。

  §所谓反“右派”和“托陈取消派”

  正当我军练兵运动进入高潮,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刻,张国焘认为,难关渡过,大局已定,扎根川北,铁板钉钉。于是,便腾出手来,开展了一场反对“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肃反”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入川前在小河口会议上,公开反对过他的曾中生、余笃三等同志。旧账新翻,要报小河口的一箭之仇。

  七月底,张国焘即以西北军委会主席名义,公布了一道命令。内称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免去西北军委参谋长曾中生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参谋长职务,由倪志亮接任。张国焘是怎样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我们不清楚。没过几天,有人告诉我,说曾中生被保卫局关起来了。我异常吃惊,赶紧去问陈昌浩:“这是怎么回事,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啦 ?”陈昌浩很激动,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赵箴吾等,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团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他的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陈昌浩向我打招呼:“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我说,“别人历史上的问题,我不清楚,不敢打包票,但中生同志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中央也了解他,有话慢慢说嘛,关起来总不合适吧 !”陈昌浩说:“不会关多久的,搞清问题就放他,放心好了。”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能同小河口会议有关。因为曾中生他们在会上尖锐批评过张国焘,他耿耿于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接着,张国焘在通江召开领导机关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由陈昌浩报告“肃反”问题。中心内容是“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绘声绘色,并且点了曾中生、余笃三等七、八个同志的名。这时,话就说的更吓人了,什么“阴谋活动”、“反革命先锋”、“投降敌人”、“推翻党的领导”、“派侦探和敌人接头”……帽子一大堆。张国焘的讲话,调门同陈昌浩是一致的。说什么“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要大家“背靠背与敌人作殊死战,反对右派这种反革命组织作用”。

  他们罗织曾中生等同志的具体“罪状”,有下列几条:

  第一,主张“红军不应离开鄂豫皖,应分散游击”,乃是企图“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

  其实,这是黄柴畈会议上的一种意见。据我所知,曾中生并不支持这种意见,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同意暂时跳到外线,伺机打回根据地去。把主张“分散游击”的罪名扣到他头上,毫无事实根据。而且,“跳到外线”或“分散游击”,是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根本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主张“分散游击”的同志,出发点也是想保存革命力量,争取挽回第四次反“围剿”的败局的。将军事行动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有意“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真是耸人听闻!张国焘本人,就在漫川关突围前夕,提出过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意见,又当作何解释?

  第二,西征途中,提出“到哪里去”的问题,主张“回鄂豫皖”,计划派人去中央反映情况,乃是“根本取消革命,要我们向敌人投降”;“公开组织开小差”。

  我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跳出外线后,在强大敌人围追堵截下,未能实现原来的战略企图,被迫西征转战。今天转到这里,明天转到那里,一时找不到立脚之地。“到哪里去”的疑问,普遍存在于军中,高级干部也不例外。有些同志主张打回鄂豫皖去,更不奇怪。因为我们起初有这样的计划,且向干部传达过。西进途中,中央来了电报,也要我们打回去,只不过是当时敌情严重,行不通罢了。主张打回鄂豫皖根据地去,能同“取消革命”、“投降敌人”划等号吗?

  中生他们对西征转战有疑虑,对张国焘有意见,的确酝酿过派人去中央告状的问题。我后来得知,参加酝酿的高级干部有: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张琴秋、傅锤、朱光、王振华、杨白、吴展等。此事因张琴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希望他支持,而被陈揭露出来。我认为,在紧急、危险的转战关头,这样搞是不恰当的。但是,说他们“公开组织开小差”,显而易见,也是无限上纲的做法。

  第四,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乃是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搞家长制统治的人,十个有十个爱吹不爱批,视批评意见如洪水猛兽,极尽压制打击之能事。人的嘴巴是锁不住的。你不讲民主,称王称霸,不准人家议论,办不到。张国焘搞家长制统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生他们对此不满,有些议论,也是事实。背后议论过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但在小河口会议上,当张国焘作出愿意听取意见的姿态时,曾中生开诚布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个会议我没参加,事后听说,他对张国焘的批评相当尖锐,这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中生同志批评人历来不讲情面,激动起来,话不会那么中听。小河口会议的结果并不坏,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领导层的团结有所加强,因而才取得了钟家沟会议决定入川的统一认识。把小河口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批评,说成是反对革命,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红军,纯系欲加之罪!

  第五,提出“四川山大人稀”、“军阀太多”、“群众滑头不革命”、“红军不能创造赤区”的理论,可是“事实打了中生的嘴巴”,“中生又想把狐狸尾巴夹起来,待时而动”。

  这一条,只能用“莫须有”三个字说明。

  我军进军川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收紧阵地粉碎三路围攻,首先是领导层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忙得要命,但兴高采烈,劲头十足,上上下下,配合得不错,决心在川北立脚生根。川北是块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没有人表示怀疑,中生他们也是这样。而且,经过小河口会议,他们对“张主席”的不满情绪,有较大的缓和。曾中生在川陕省委,旷继勋任川陕苏维埃主席,朱光在总政治部,余笃三在总经理部,张琴秋在红江县委,都是很尽职的。曾中生不仅积极主管地方工作,且关心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他专门研究了川军的作战特点,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供红军指战员学习。字里行间,充满红军必胜、川军必败的信心。差不多就在同时,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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