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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方面军总部刚刚在通江扎下营盘,就获悉田颂尧已从嘉陵江沿岸调兵遣将,向我反扑。其第二路刘汉雄部进抵南江,第一路李炜如部及罗乃琼第三师进抵巴中,企图堵击我军,并反攻通江。原追击我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刘茂恩第六十五师,亦进抵大巴山北麓。胡宗南部向碑坝开进,刘茂恩部则从西乡向万源地区开进。

  我们的决心不变,仍以控制通南巴,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主要目标。为麻痹和分化敌人,我军致书各路军阀,说明红军入川,只是“借路”,不拟久留,若以武力相加,必将遭到迎头痛击,云云。同时,令十师两个团东向竹峪关,阻击刘茂恩部,七十三师由小通江河西岸的平溪坝西出,迎战刘汉雄部,十一、十二师布于通江城西的山险要地鹦歌嘴,迎击李炜如、罗遒琼部。我去前线随十二师行动,陈昌浩去七十三师,张国焘和曾中生留在通江,发动群众,巩固后方。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我率十二师及十一师一部,于鹦歌嘴与来犯之李、罗部激战,将敌击溃后,乘胜向前推进。我们没有四川军用地图,道路、地形都不熟悉,花了点钱,请老乡带路。没想到四川老乡不简单,还懂军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追进到马家坪、杀牛坪一带时,敌人占住山垭口,猛烈阻击。山又高又陡,部队仰攻几次,攻不上去。老乡说,川军怕打屁股,得绕到山后去打。这招灵得很 !我们派少部兵力迂回到山后一打,敌人当即乱了阵脚,在我前后夹击下,纷纷夺路逃命。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多团。追至清江渡地区,又打退敌人七个团的反扑,毙伤敌千余。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我军进克巴中县城。巴中是川北的重镇,盛产高质量的大烟土,颇有点名气。城内有九井十八街,市面相当繁华、热闹,比通江县城要气派得多。

  在南江方向,进展也较顺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于十二月底进至大河口地区,与刘汉雄部一个团遭遇,一举将其全歼。接着,土著武装任玮璋部起义。经关峪口、甄子垭等战斗,红军二月一日解放南江。在此期间,我十一师三十三团于通江以南溃敌一部后,占领了屏障通江的要点得胜山。东路的十师也击溃进抵竹峪关的敌六十五师。因四川军阀不让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该敌不久即奉命撤出万源,又退回巴山以北去了。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三个团,溃敌八个团,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地区,初步实现了我们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回想起来,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北才能立脚,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敌人营垒有矛盾、混战,不统一。当时,四川境内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等数股军阀势力,各领“防地”,独霸一方,连年混战,互争雄长,闹得不可开交。不仅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同四川军阀之间也有矛盾。四川当时是“国中之国”,川军的天下。各路军阀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统一‘委任和领导。实际上则以维持川人治川的军阀统治局面为本旨。他们生怕蒋介石“剿匪不分畛域”,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而,在对付蒋介石上,四川军阀之间,又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点不愿“开门揖盗’’的味道。我们入川,利用了这两种矛盾。

  红四方面军进据通南巴,选在田颂尧倾其主力参加“成都之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田颂尧只顾在成都参加混战,没有防备这一点。这就便于我们迅速打开战局,立脚生根。当时,蒋介石的势力想不想进川呢 ?倒是想的。而四川军阀呢?怕请神容易送神难,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所以,刘茂恩部进到万源,不久便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爬上了巴山的,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开创革命根据地,建立立脚点,离不开枪杆子。有了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能歼敌致胜,打开战局,建树一切。毛泽东同志说:“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毛泽东选集》第四一四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军经过极其艰难的西征转战,仍保存了一万四千余人枪,子弹平均每枪十排左右,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是最为可贵的。有了这么一支革命武装队伍,我们就能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乘隙进击,建立立脚点。部队从翻越大巴山起,不畏严寒,不怕牺牲,神速运动,连续作战,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拿下了通南巴。事实证明,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创造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之一。

  再一个原因是,川北的地形条件、自然条件、群众条件非常好,是块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那里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许多地方被原始森林覆盖着,树木又高又粗,一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们用上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不易攻进来,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便于我军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运动战的特长,进行防御和反攻。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特别是妇女,革命积极性甚高,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川东游击军战斗在达县、宣汉、万源一带,陕南游击队战斗在西乡,镇巴——带,对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也起了配合、支援的作用。

  总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川陕边区是我军较理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的那些条件差不多。红四方面军能够结束西征转战,立脚通南巴,开创新局面,是主客观条件具备和统一的结果。

  §十桩大事

  我军解放通南巴后,田颂尧的反攻部署,尚未就绪,前线暂时无战事。

  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开了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实行土地革命,拔除军阀地主的反动社会根基,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为迎击敌人的进攻做好充分准备。

  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紧迫的客观形势,容不得我们慢条斯理,按部就班。议决了就干,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先打开局面再说。通南巴地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开花,齐头并进,搞得热火朝天。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十桩:

  ▲分兵发动群众

  川北地势偏僻,没有经受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我们党的活动,也一直处于极薄弱的状态。象巴中全县,人口约五十万,却找不出几名党员来。这同我刚到鄂东北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好在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极端痛恨军阀地主的统治。提起敌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人们从不称呼他的官衔,而是直呼其名字或绰号(“田冬瓜”),冠以“棒老二”、“狗日的”、“龟孙子”、“那舅子”等头衔,说:“我们穷人被他整苦了!”积恨之深,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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