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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

  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障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再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以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付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致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拚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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