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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三个多月反“围剿”的经验证明: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形势下,蒋介石已经有力量组织全国性的统一“围剿”,对付日益发展着的红军和根据地。敌人的“围剿”,指挥统一,兵力众多,规模大,时间久,不同于以往一省或几省军阀势力的联合“会剿”。我们粉碎敌人的“围剿”,明显具有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包含着一些敌攻我防或敌防我攻的重要战斗。根据地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从战略全局着眼,通观反“围剿”的全过程,来制定计划,部署力量,组织战斗,就会陷于盲目和被动的地位。严格地说,这次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我们的自觉程度是不够的。

  红军主力离开鄂豫边区去豫皖边区作战,不能算作有预见的战略性行动,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反“围剿”的第二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则不同,特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估量了敌情,抓住了战机,计划性、主动性明显加强。这种反攻,是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推进,把拔除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因而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同时也为下次反“围剿”准备了条件。经过反“围剿”的实践,使我们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应当说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经验又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

  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不是“运动战”吗?不过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上下一心,不怕牺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越是艰难越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这一条白军就不行,没法和红军比。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

  群众站在红军一边,敌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制敌于死地。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与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相适应,战术也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已发展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

  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整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

  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以后的几次反“围剿”,基本上是这些经验的继续和发展。

  §避强击弱机动歼敌

  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后,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根据地里万众欢腾,慰劳红军,扩红,春耕,恢复政权机构,惩处反动地主,扩大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一派热闹和繁忙的景象。

  这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一伙上台,把持中央领导权,全面推行“左”倾路线。中央从上海派康荣生同志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口头向特委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因正式文件尚未转来,四月上旬在新集召开的鄂豫皖特区党代表大会,虽作出了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的决定 (我在前方,未出席这次会议),但实际工作并未受影响,仍按特委的原定方针行事。

  特委计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拔掉光山陡沙河西南的大山寨、打银尖两个最大地主山寨,以主力红军去商南亲区肃清那里的反动武装,而后南下蕲、黄,广地区,恢复根据地,占领武穴,威胁长江,从而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商南的亲区,是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牢牢控制的地方,反动宣传很厉害,老百姓不敢接近红军。拔掉这个反动据点,对巩固商南根据地,打通鄂豫边和皖西根据地的联系,有迫切意义。

  但是,这个计划还未实行,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他们准备出动十二、三万人,根据蒋介石的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

  首先是皖西根据地告急。四月中旬,皖西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七个团,向我根据地进犯。特委得悉后,决定主力红军出皖西击敌。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同志也抵皖西。他们都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成员。特别是张国焘,老资格的党员,在党内颇有名气。大家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都很高兴。来后没几天,他就和陈昌浩、旷继勋带上红军主力到皖西独山一带打陈调元部去了。我带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山寨、打银尖。

  我们打大山寨还没打开,敌人的正式“围剿”就开始了。北来的有吉鸿昌指挥的敌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南来的有夏斗寅、肖之楚两个师,是个合击的态势。他们计划第一步合击新集、七里坪,寻歼我主力,第二步转向皖西“进剿”。

  吉鸿昌部四月二十四日占领新集,进而占领檀树岗、七里坪,黄安之葛云龙师亦北上来犯。因主力红军不在,我们不能大规模歼敌,就把二十八团从大山寨撤围,与黄安、光山、罗山三县独立团 (每团千把人)集中在一起,采取侧击,骚扰、打敌尾巴等战术,对付敌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参加这次“围剿”,不是坚决找我们打。他们走的是大路,对着两边山头放放枪、开开炮就算了事,等于在根据地搞了一次“武装游行”。五月初,经宣化店退往罗山。南面的敌人遭我根据地军民袭扰,亦不敢孤军深入。敌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即告失败,敌第二步的合击部署,重点为皖西的麻埠、金家寨。

  红军主力出皖西作战歼敌一部后,在独山镇又打了一仗,全歼陈调元部两千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给东进之敌以迎头痛击。余敌惊惧,向霍山地区溃逃,皖西根据地之危遂解。而后,部队西返鄂豫边区,与我们会合。敌五十三师从泼皮河南下,企图占领新集。我军在新集以北之浒湾痛击敌人,经一昼夜激战,歼敌近千余。乘胜横扫光山南部的地主围寨,攻克团山、胡山、雾山、丘家店等不少据点。敌因在东西两侧受创,未敢再继续深入。我们为进一步打破敌人“围剿”,五月底,南下围攻黄安附近的桃花镇,吸引黄安之敌来援,援敌一个旅在十里铺中伏,桃花镇亦被我攻克,共歼敌近两个团。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

  这次反“围剿”,仅用了个把月时间,先后共歼敌五千余人。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北面的吉鸿昌部不想和红军作战,虚幌一枪就走,对我们有利。事后我才知道,他曾派人来和红军谈判,以便联合反蒋。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李健明。因张国焘等人不讲统战政策,谈判未获任何成果。不久,蒋介石就迫使吉鸿昌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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