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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上海会议还讨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三月下旬,郭述申同志从上海回来,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边特的军事工作任务,无疑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而决定的,就是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武装工人,武装农民,组织兵变,汇合这些武装斗争,与各方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以争取湘、鄂、赣等省政权先胜利的前途。”这里所说的总的政治任务,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七十号通告中规定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总的政治路线,以积极进攻、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暴动”为中心策略。中央的指示还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首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师编成第一军,并且加紧执行扩大第一军的策略。”

  为此还提出了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从军到连均设立政治委员(政治上的权限大于军事指挥官),发展地方暴动和兵变运动,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农民赤卫队并将他们集中到红军来,部队向武汉方向发展以争取湖北首先胜利,等等。显而易见,这些指示和要求,反映了“左”倾思想正在抬头,因为那时在党中央内部已形成了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势力。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表示拥护和坚决执行。仅徐朋人、郑位三等少数同志对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的要求,提出了异议,但被特委书记和多数委员所否决。后来事实证明,少数同志的意见有道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互为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只顾加强和发展一头,而削弱或取消另一头。

  会后部队即进行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喧。下辖三个师,一个独立旅。红三十一师改为一师,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戴克敏 (后为李荣桂),参谋长刘英,三十二师改为二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参谋长漆海丰,三十三师改为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副师长肖方,独立旅系由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旅长廖业祺。红一师八百余人,二师六百余人,三师及独立旅各三百余人,全军共二千一百人。改编后的红一军,统一了指挥,有重要意义。

  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亦宣告成立。中央指定曹大骏任书记,委员包括军长、政委及各师师长,外加两名士兵。重大问题需经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前委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如与省委、特委发生不同意见时,报请中央批准,在未受中央指示前,前委有独立决定行动的权利。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就脱离了地方党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加强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分必要。

  但是,一个根据地内有地方和军队两个平行领导机关,却不利于整个力量的调度和保持行动的一致,有时甚至出现前委指挥特委的情况,助长单纯军事观点和枪杆子主义的发展。而地方党委囿于地方情况,往往主张红军硬攻敌人的强固据点,啃硬骨头,不考虑红军的装备和力量,也容易和军队闹矛盾。双方开联席会议发生争执时,地方同志说:“军队不能自己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委的同志就说:“你报告中央好了!”往往弄得不欢而散,各行其是,的确影响工作的开展。

  红一军成立后,决定由我带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许继慎也是黄埔第一期的,但我俩以前不认识。考虑到沿途有敌军和民团袭扰,二师过去又发生过枪杀二徐的事件,经前委同意,我们派王宏恕带一师师部手枪队的四五十人护送许继慎。他到商南、皖西后,顺利改编了部队,带领红二、三师打了金家寨,占领了霍山,打了土匪鲍刚,取得了很大胜利,有力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局面。

  不久,我们又看到了党中央三月二十二日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左”的气味更浓了。信中对什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城市工作”、“平汉铁路罢工”等,讲得很多,而对农村如何搞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等,讲得极少。指示信还批评鄂豫皖边特委的路线“整个是右倾的”,过去实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是什么“富农路线”,“十足的机会主义”。

  六月,李立三完全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立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业已成立,积极贯彻李立三的一套。他们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胃口的确是够大的!要实现这个计划,说实在的,没有几个军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而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才两千来人。作计划,给任务,不度量实际可能性,一味充满大干的幻想,这叫主观主义、冒险主义。

  西出平汉铁路,我们去了。但是,要打武汉,却没想过。就那么一点力量,怎么个打法?!起初想,能打到外线去,搞到一二千条枪就满不错,谁还敢想去打武汉!要不是傻瓜,是不会干那个事的。如果叫一个人背五百斤,背得动吗 ?背不动,他自然就不背,这是常识。

  红一师第一次西出乎汉路在六月间。首先袭占杨家集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部两个连,我四队队长杨先圣在战斗中牺牲。战后我军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卫军补来的三百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改编红一师的五个大队为三个支队,辖十二个大队,另有一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一千二百余人。下旬,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企图寻找我们作战,进行报复。

  我们接到孝感县游击队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郑家店之敌。

  杨平口虽接近平汉线,但地方党的组织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地形也利于红军隐蔽和出击。这是我军第一次伏击敌人一个整团。师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服从命令听指挥,带头冲锋陷阵,打好这一仗。二十八日晚,部队从黄柴畈出发,经半夜急行军,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队会合。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将主力隐蔽在杨平口以北、溃水东岸的傅家湾、新寨一带的山地,布成口袋阵势,派出师直特务大队及孝感游击队一部,前去郑家店吸引敌人。

  次日上午,我诱敌部队在郑家店与敌接火。敌发现系小股部队,遂倾巢而出。我特务大队和游击队边打边撤,敌紧迫不舍,终于进入了我军伏击圈内。十时左右,我们下令攻击,埋伏在周围山峦上的红军主力,俯冲而下,将一团敌军切成三段。敌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首尾难顾,先头营和后卫营被我们迅速歼灭。中段的一个营在敌团长带领下,抢占傅家湾以东的高地,被我军团团包围。经数次猛攻,配以战场喊话及派出俘虏劝降,敌团长见无路可走,遂令部队交枪投降。

  这一伏击战,我们是硬着头皮打的。因那时部队从未打过这么大的仗,我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战斗中,我和参谋长刘英,分头带着部队向前冲杀,各级干部身先士卒,所以战斗发展比较顺利。历时四个小时,计毙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战后,我军重返黄柴畈休整,将红一师扩编为三个团,每团二营,每营三个连,人数达一千五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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