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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数万人,场面很大,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发表了演说。目睹广大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一致奋起声援上海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动人情景,使我深感民心不可侮,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新的觉醒中。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新的军阀混战又爆发了。十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事先同冯玉祥约定:徐州以南之沪苏皖,由孙部攻取;徐州以北之山东、直隶,由冯部攻取。冯玉祥就把攻打山东的作战任务交给了国民二军的岳维峻。岳维峻扩兵号称二十万,踌躇满志,胃口甚大,不仅要攻山东,还想夺取山西。在派兵进攻山东的同时,又作了攻打山西的部署。

  十一月中旬,进攻山东的部队兵分两路,开始行动。一路以收编的原直系部队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假道徐州(已被孙传芳部占领)附近进攻鲁西;一路以国民二军为主力,在李纪才指挥下,由归德进攻鲁西。旬日之间,直下临城、荷泽、济宁等地,前锋部队抵近泰安。镇守山东的张宗昌大为恐慌,向吴佩孚、张作霖告急求援。经吴佩孚派人收买,将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一路拉了过去,共同对付国民二军。同时,岳维峻派去进攻山西的部队,也被阎锡山部击败。吴佩孚、张作霖见岳军两头失利,即联合夹击国民军。国民军节节败退,岳维峻最后狼狈逃窜,被晋军抓获,当了俘虏。

  这段过程中,我在第六混成旅二团当团副。旧军队里,团副是个有职无权的岗位,等于吃闲饭的,干不干没人管。我只是跟着部队行动,不参不谋,无所事事。当这个团占领德州后,岳军已开始溃败。二团来不及撤走,便开赴河北省保定、蔚州一带,会合冯军,与张作霖部作战。张作霖骑兵出多伦,抄后路将冯军击败。我们团被奉军截断退路,遂转战至广灵、灵丘、原平等地。敌人跟踪追击,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我和几个同乡便从原平回到了家乡。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使我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败、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从而在认识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我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时时眷念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决心仍然回南方去。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五月间,蒋介石为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国共合作,打击和排斥革命势力,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南方的形势起了变化。那时候,我们正在河北与奉系军阀作战,故一无所知。

  我从原平回到家乡,住了个把星期,就去北京,想找机会再回广东去。行前,和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商量,他们都不愿再出来,我就一个人走了。在北京,住在老乡家里,打听南方的消息、。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十一月底,我从上海乘船抵武汉,见到了北伐军中的黄埔同学,十分高兴。武汉的革命气氛很感人,处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群众游行和集会,就象黄埔初期的广州一样。经同学介绍,我先去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它是由黄埔军校政治科迁来组成的,办的是黄埔第六期,全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在两湖书院。全校有男生近千人,女生近二百人,男生住一个院,女生住一个院。校部设校务委员会,负责人为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徐谦等。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教官有施存统、肖楚女等,总队长是杨树松。许德珩同志告诉我,他也曾在那里任过课。

  这所军校,有不少老师和学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军校又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高潮中成立的,直接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因而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相当强,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军事课程主要讲解基础军事知识,操练基本动作。教官只管讲课,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工作。政治课程设有《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等。

  日常生活正规、严格,按时作息,内务整洁,每周要擦枪,学生不经请假不准外出,男生和女生一个样。政治活动甚多,学生经常上街搞游行示威和演讲活动。著名的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军校师生是积极参加者,发挥了重要战斗作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的男生、女生常去打野外,准备对付反革命力量的袭击。后来,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参加广州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就是由武汉军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赵一曼、游曦等烈士,也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

  蒋介石当然不会忘记抓军校,抓青年。他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并兼任武汉军校的校长。然而,由于军校里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比较强,进步力量占优势,故蒋介石莫可奈何,只不过是个“空头校长”

  罢了。蒋介石也到军校讲过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如何,唱的都是三民主义的高调,以孙中山先生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但曾几何时,他就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者和群众。还有一次,蒋介石召集黄埔毕业生讲话,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说他自己去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又说:本校长对你们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象我妈妈对我一样。我们当时很反感,会后议论说,你这个校长,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相信。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校的目的,以后就不来了。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不再承认武汉军校。这样更好,便于军校的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武汉军校时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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