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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6-4.妇唱天随第四课

  1938年,我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后,回到武汉,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夜走出长抄,撤到桂林。随后,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两个话剧女演员和我作伴,我与其中一个发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时颇有点神魂颠倒,时相往来,得以解除我的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处总潜伏着那位才女画家的情影,无法抵抗。最后不得不割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联系。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广州沦陷,香港成为孤岛,英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对我们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见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厅,这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闭着,戴氏每天上午在此练舞编舞。我与她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晚会的海报。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通过我,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我还带她到香港湾仔、官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我的英文口语渐渐可以和她对起话来,我们之间去了一层障碍。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杭城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告诉她,我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触过。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戴爱莲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岛(现称特立尼达)一个三代华侨的家庭中。祖籍广东鹤山(现新会县),祖父小名阿大,年龄很小就被作为华工招募,因广东话中“大”与“戴”同音,人们叫他“阿戴”,并认定他姓戴,究竟本来姓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了。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也是侨生。爱莲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亲爱好音乐,她自幼受到熏陶,常常在母亲的琴声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进岛上唯一的一所舞蹈学校习舞。十五岁那年,她随母亲去伦敦定居,就在那儿继续学习舞蹈。不想好景不长,因父亲破产,家境贫困,她不得不勤工俭学,自己设法谋生。

  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她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打下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莱斯里·伯·万森办的现代舞工作室学习。在艺术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有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并经过严格考试,成了欧洲现代舞权威拉班的学生尤斯所办舞校的学生。靠着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刻苦学习,她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返回祖国,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庆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作过募捐,如今,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亲自参加抗战,决心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是她回到祖国后最亲密的朋友,我俩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们快速的谈情说爱过程中,九龙半岛酒店那场舞蹈表演会是一个重要契机。我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的抗日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建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菜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深。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戴家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叶家到了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宁、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探和冯亦代等。

  一周后,1940年春天,我们踏上回大陆的征途。先措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赶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自行车)尾奔玉林、资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略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待到柳州,才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欧阳予情的接待,看了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离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广州湾赤坎算起,已经走了十五天了。旅途极其劳累,幸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三十三岁,她二十四岁,要是现在,我们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时,当朋友们从重庆北岸到南岸来接我们时,我俩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包围住我们,要看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家。爱莲不懂中国话,见了他们目瞪口呆,只顾问我朋友们议论些什么。我把实话告诉她,说朋友怀疑我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她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问,你看的东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够多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国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问,若去延安,是否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她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来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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