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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5-12.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1975年4 月间,听得左邻右舍收拾行李,心里有点慌张,莫非要把我留下坐穿牢底?思想正在激烈斗争之际,狱卒突然打开牢门,传我谈话。我默默跟在他后面,走进提审室,一个既面熟又陌生的提审员端坐在问案桌前,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示意我在对面凳子坐下,慢吞吞问:“这两天你都听到左邻右舍的活动了吧?你心里一定很急,是不是?现在告诉你,明天一早,中央美术学院就要派人来接你回去。你要明白,你的专案还没有做结论,回去以后,留在本单位继续改造,等候结论。不过,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你自己去考虑吧!”

  三年牛棚七年牢的初步结论是“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十二个字。最后的政治结论可能还得熬上几年,还得在本单位的群众监督下继续打扫厕所。这几年蹲在监狱里,吃了睡,睡了吃,什么也没干,练成了一副懒骨头,现在又开始锻炼筋骨,补偿七年的禁闭,也是一件好事。何况,明天起,将要呼吸现实世界的空气,未来的光明已出现在地平线上,管他妈严重不严重,充其量不过是一顶“反革命”帽子,横竖已戴了十年,再戴十年也还是一个假想的反革命,只要“文化大革命”在某一天结束,什么乌七八糟的帽子都得去掉!我叶浅予还有十年二十年艺术生命,不怕翻不过身来!

  1975年4 月25日,大晴天,好太阳,是北京的盛春季节。自由的喜悦,带着心酸的苦闷, 等候新解差到来。一个是保卫科的老×,一个是人事科的老×,司机老×开车来到,秦城提审员最后交待几句,重复昨天的两句话:

  “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

  然后退给我进监时扣下的手表和皮带。审毕退堂,狱卒押着我走出“秦城”大狱,美院的小轿车在监狱大门外停着,狱卒将我交给美院解差,我钻进汽车。这回不是深夜,而是阳光普照的白天,保卫科在前座和司机并排,人事科在后座和我并排,开出不久,便是北京有名的疗养胜地小汤山,向车后一看,秦城四座大字仍然在望,它的背后是燕山山脉,气宇不凡。我在此当了五年囚犯,今天才看清楚这片隔绝人间的“世外桃源”。

  小时候读小学,描红本上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而我则有“狱中已七年,世事一如昨”之感。自1968年从美院扫厕所的岗位上押走,事隔七年,仍然回到美院厕所来。美院不是没有变化,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掌权的是新一代革命委员会,头头不叫院长,叫主任。当天解差把我押到美院后,革委会派了个秘书和我谈话,表示接受我这个留原单位监督劳改的反革命分子,并当即命令我到行政科报到,由该种支部书记××负责管我。书记叫来专职打扫教学楼厕所的清洁工,是一位中年妇女,由她分配指导我具体工作,从即日起,我在她的监督下打扫男厕所。三年牛棚,练就了扫厕所的一套技术,也养成了闻不到臭气的一种习惯。可惜七年监狱生活,剥夺了劳动权利,白天一小时“放风”,是唯一可以活动身子的时间,浑身肌肉松弛萎缩,如今重操旧业,不知能担得起劳动否?精神上又添了一重负担。

  记得当年住牛棚时,曾经揭露一个伪君子,这个伪君子暴露思想说,“宁愿犯政治错误, 也不愿犯生活错误。 ”我处此新环境,忽然发生奇想,和此人相反,“宁愿犯生活错误,不愿犯政治错误。”当小偷作流氓,算是生活错误,在公安局拥住短时期,然后派去劳改,见见天日,活活筋骨,有益健康;像我这样一个政治犯,送进监狱,与世隔绝,剥夺劳动,养成一副懒骨头,该多痛苦!究竟什么叫正确的世界观,我真有点怀疑。回美院头几天,不怕周围人们斜视、凝视、直视的目光。就怕自己这副懒骨头受不了劳动的折磨。

  七年牢房,都是单身,除了一床、一盆、一桶之外,别无长物。空间虽小,行动无碍。在秦城的八米空间里,我还编了一套练腰的健身操,可以奔走跳跃。回到家里,八间房已压缩成二间,所有家具挤满空间,最怕磕磕碰碰。我问老伴这是什么原因?老伴想了一下说,你对这家陌生了,是不是?我也想了一下说:“牢房宽畅,家里挤。”老伴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以为你悟出了什么大道理,原来嫌家里房间不及牢房大。你可千万不能犯神经病,变成个大傻瓜!”

  美院革委会给我的待遇,不但劳动受监视,还特地通知我住家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视我的行动,“反革命”帽子戴定了吗?

  1975年国庆节前后的某一天,驻中央美院军代表找我谈话,说中央专案组的结论来了,说“叶浅予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属敌我性质,为了宽大,不戴帽子。今后由原单位另行安排工作”云云。和摘帽右派一样,不戴帽子也是一顶帽子。十年苦刑,听命改造,落得如此下场,如高谷跌入深渊。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当然不签。军代表板起面孔说,不签也罢,不过,我们仍然按结论办事,从明天起,你可以不打扫厕所了,听候分配新工作。

  我把结论告诉了老伴,老伴的急性子突然发作。她正在灶上做饭,立刻摔掉炒菜铁锅,对我想目相视,大声叫扈“想不到你真是个反革命,这回真要和你划清界限了!”

  她二话不说,马上到屋里收拾东西,塞满一个大提包,气冲冲骑上自行车,往她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了。约有一个来月,她不和我来往,我不得已只得请女儿出马,一同到北影劝驾,但怎么说也说不动她,她就是不肯回到反革命丈夫家里来。后来还是靠北影的朋友反复做工作,把她送回到大佛寺老窝,不过有个条件,我必须把事实讲清楚,到底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为此,我们两人在一天上午来到玉渊潭一个僻静处所,开诚布公畅谈我在重庆时期为中美合作所画抗日宣传画的前因后果。我发誓,如果有假,咱俩就离婚。经此一谈,老伴的气消了,不但不疑我、恨我、气我,反而为我动脑筋、跑腿,请人执笔写报告,向上面申诉辩解,要求重新审查,经此一谈,也使我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是非颠倒的情况下,一味俯首听命是不行的,不采取主动行动,便不得翻身。

  正在此时,戴了“叛徒”帽子的原美院党委书记陈沛,由于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把他的问题查清,平了反,恢复了原党委职务。他见到我,主动表示要帮我把问题弄清。他说到做到,亲自翻材料,动笔杆,为我平反出大力。

  陈沛在1964年社教时被打成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斗争他时,我也陪斗,群众指责他包庇叶浅予,他理直气壮在台上答辩,说叶浅予在中美所干的是抗日工作,绝不是反革命!尽管红卫兵造反派无理取闹,他还是挺直腰杆,侃侃而辩。指他是叛徒,他坚决否认。我在牛棚里对牛友说,“陈沛是条硬汉,我们有他的十分之一硬劲就好了。”我由秦城回美院初期,他还在厨房劳动,洗涮锅碗瓢盆。在厕所见到我时,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没下结论,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全解放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党内,一个党外。他叫我别着急,最后我们也会解放的。他的乐观情绪对我是一大鼓舞。第一次结论以后,我情绪低沉,他告诉我他的问题快解决了,等他恢复工作以后,一定为我出力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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