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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自从调到第二座监狱来,提审的次数多了,外调的人也多了,三天两头被叫到提审楼去。这里的提审人员似乎水平高些,态度也温和些,这对犯人来说,似乎感到自己是个人。狱卒手上也不带那敲脖子的小木片,感到这地方像个人间社会,不像地狱变相图里的阎王殿,因而在提审或外调时情绪比较松弛。由于松弛,有时忘了自己的罪犯身份,说话和动作有些随便。某次提审,主要问题讲清后,我说现在报上在批评某些文艺作品,我能否写点文章,参加批评?提审员瞪了我一眼:“这是工农兵群众的事,工农兵会批,你是什么人!用得着你批吗?乱胡说!”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又一次,逢到中秋节,我说漏了嘴,叹息“每逢佳节倍思亲”,向提审员陈述自己的思想苦闷,他咧开嘴一笑,马上板起脸说话:“你们这些文化人,不要以为住一阵监狱,把你们放出去劳动改造就算完了;别做梦,你叶浅予问题够严重,对你说明白,给你判个无期徒刑,也不算过分。别想得太美了!”

  这一次敲打,专政机关的铁板面孔显示出来了。

  回到牢房,仔细琢磨“无期徒刑”这句话。虽然吓人,到底不是法庭的正式判决。就我的问题而言,大字报可以无限上纲,“美蒋特务”的帽子可以乱戴,究竟没有确实证据。逼供信对红卫兵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某些老油条来说可以天花乱坠,胡诌一气,无中生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全自己,不惜中伤他人,用以欺骗那些毫无头脑的造反派,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残害了多少无辜好人。但监狱里的提审员毕竟不是一般造反派,他们有一定是非水平。如此奚蒋吓唬我,表现了他们一定的政治警惕性,也表示其地位的权威性。我若认真当它一回事,弄得自己谨小慎微,事事掂分量,今后的烦恼就更多了。经过这一番思考,意识到我命运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只怕像国民党那样,不定罪,不判刑,长期关着,把你折磨到死,才是真正的无期徒刑。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次政治运动,不管时间多长,总有结束的一天,既然闯过了求解脱的一关,必须坚定求生的决心,熬到最后一天。

  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忽然命令又要搬家,不是远离,而是近迁,搬到另一所监房里去。那监房在监狱大门西侧,是平房,独立的一条长洞子,牢房窄小,只四五平方,有暖气管,安在紧靠房顶处,举手碰不到,当然为了安全。在这儿住了两个月,出过几次外调,凡是外调,一般总和被调查者的政治面目或政治历史有关。记得在某次调查中,竟是一桩生活小节。原来有个朋友向造反派交待,叶浅予在重庆”时,曾在他家存放过一卷日本“春宫”画,在某一天和某某某某一同观赏过,要我交待这几个同观者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这使我伤了好一会脑筋,总算交待出来了,没让那位外调人员空手而回。一卷春官画,为什么如此大惊小怪?仔细一想,区区小事,也可能上到政治大纲上去,在叶浅予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下,记上一笔诲淫诲盗的账,也能对运动立上一功吧。我在这篇回忆录里记上这一笔账,可能和我那位朋友一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两个月后,回到原来的牢房,发现长洞里安上了暖气管,走进牢房,和暖如春,这时正是数九寒天,得此待遇,感到无比幸福。坐到大炕上,忽又想到饿了两个月的臭虫群,今晚必有一场房战。正在忧虑之间,眼睛注视到大炕的木板上,有一样新鲜东西投到视觉里来,仔细一看,发现一排用刀刻的小字,是日文,不认识,不管它什么内容,可以肯定这间牢房曾经关押过日本人。由此推断,抗日战争那八年,日本统治者使用过这座监狱,禁闭过他们的同胞,也可能是汉奸统治北京时关押过日本人。这么看来,这间牢房象征着某种国际关系。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种人世因缘,值得长期留在记忆里的事件。这晚我做了一个梦,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间房里相遇,言语不通,吵了一架。

  自1968年秋季到1970年春季在这儿过了将近两年。冬季好过,夏季难过。每到盛夏,楼里大规模打一次滴滴涕,地上密密麻麻布满臭虫尸体,心理上得到一点安感,可以安安稳稳睡几晚了。但时过不久,小动物又很快繁殖起来。总之,在这座监狱里,最头痛的事是和臭虫打交道。自从1970年春季迁到“秦城”,这种苦恼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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