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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1959年以前,在美院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叶浅予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之能在解放后跟着共产党走是有条件的。正如“鉴定”所指,是因为党给予了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什么共产党能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可能也如“鉴定”所指的,因为他是著名的漫画家及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是个重要的统战对象。换句话说,是我的艺术地位换取了共产党对我的重用。在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这个对进步事业表示一定距离的画家,跟共产党办美术教育事业,是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他们不知道我之进北平国立艺专,是徐悲鸿邀请来的,而北平艺专改组为中央美院,是共产党接管以后的必然结果;叶浅予之被继续任用,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怎么能说是政治上的投机呢?即使在叶浅予的灵魂深处有政治投机的因素,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来说,也是值得欢迎的。何况,在北平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曾经公开表示欢迎这种“投机”。照我对政策的理解,也认为“投机”革命比反对革命好,所以党对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热诚相待。至于说我不安心教学工作,几次要求辞去系主任职务,看了我1985年为《美术研究》写的《任教三十六年》中的艰难历程,便能看清楚我为什么不愿意干这个系主任的原因了。

  看来,这些人所最关心的是干部的思想动态和政治立场,他们不太了解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业务和政治的关系;一旦业务受到挫折,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必然产生消极情绪。198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的“自序”中,曾经直率表达过我对教学工作不习惯,有临阵脱逃之意。所谓“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确实是我的真实思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非是个大傻子,才会不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辞职不干那个系主任,如果不从业务活动的角度看,而只从政治态度看,那就把一个有创作愿望的画家看得太简单了。我在“自序”里还说,经过一段时间,认识到教学生可以提高老师的业务水平,于是放弃了逃离教学岗位的念头,从此“甘为人师”了。可见思想认识有个发展过程,政治立场也有个渐变的经历。

  北平解放不久,我和一些早年投奔延安的朋友在北平见了面,特别是有几位在武汉三厅同过事的老相识, 我表示对革命的畏缩与无知, 他们无不哈哈大笑,说“老叶你太谦虚了,我们了解你在大后方的活动,对抗日救国是积极的。”有个朋友甚至说,我们欢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你就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这话一半真,一半玩笑,意思是说,北平解放,你还留在北平,不就证明你是倾向共产党的吗?

  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正确理解应该是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鲁迅才配得上;对我来说,不仅不配,而且荒唐,简直是讽刺,这我心里明白。

  1948年我给北平《新民报》画过一套《天堂记》连载漫画,挖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疮疤,证明我不是什么“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美国之音”介绍美国漫画界的情况,就叫文化侵略吗?80年代的中国,大量文化艺术界的青年外流到美国,这难道能叫中国文化侵略吗?也许相反,可以叫做向美帝赠送文化财富。

  1979年10月,我治肠癌后期,住在三 O九医院,正值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纪念会上回顾党的三十年历程,我自己也回顾了三十年经历,在日记里写道:

  1949年在北平围城中,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大佛寺我的住处,密谋如何迎接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民盟的沈一帆和党联系。沈汇报中共的话说:“北平解放了,我们成了北平的主人,应该由我们来欢迎你们。”不久,我们这些人被邀请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大会。主持这会的是叶剑英,将领中有林彪。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北平各界代表人物,还有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团。

  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在群众大会上画速写,受到工作队长的批评,才懂得搞政治的时候不能搞业务。以后的长期思想改造中,竭力想把这两者摆平,几次三番学习文艺座谈会讲话,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怎么也摆不平。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处于徐悲鸿和江丰之间作调和派。

  1950年自动要求参加中央访问团,初次到新疆,什么都新鲜,画了不少速写。这次和土改不同,因为我是以画家身份参加的,作画不受干涉,但有土改那次经验,仍然缩手缩脚。心里想,访问少数民族,也是搞政治,怎么可以随便搞业务呢?

  1953年画了《中华民族大团结》,1959年画了《北平和平解放》,1962年写了《我爱农民的一双泥脚》,自以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其实是自我陶醉。

  1959年没有被划为右派,因为我那时跟党的步子跟得紧,反右斗争积极批过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平时不发表个人的意见,遇事随大流,许多朋友都因错误言论戴上右派帽子,在反右小组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比自己陶醉实际得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革到我头上来了。我戴上三顶帽子:第一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是反动学术权威;第三是文艺黑线人物。被造反报批出来,挨打住牛棚,最后还坐了七年牢。

  三顶帽子的来由,看来和1959年的“鉴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第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写得清清楚楚。在中美合作所当过漫画宣传的专员,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礼遇,经常和美帝特务组长孟禄少校密谈,怀疑我和美特有秘密勾当,可惜无法查清。为了查清我这个美蒋双重特务的秘密勾当,“文化大革命”中美院一些人在我住牛棚期间,审了我一整夜,到底审不出任何秘密勾当。幸亏那时造反派还讲点文明和纪律,若是对我施加毒打刑讯,我可能会被屈打成招,真的成为不折不扣的特务恶棍。

  第二须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也有根据。小传说:“漫画创作较多,成名较早,因取材滑稽,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成就,在舞蹈速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博得读者喜欢,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因为我在中央美院是二级教授,又当国画系主任,肯定是学术权威,给权威戴上一项反动帽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况且我在反右斗争总结会上曾经自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抓住我的速写画稿狠狠地批了一通,可谓顺理成章,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跑得掉?

  第三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来自小传中那一段所谓“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和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以及和“四条汉子”中的田汉、阳翰笠、夏衍关系密切,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厅郭沫若的部下,当过漫画宣传队的队长,肯定是黑线人物。30年代江青在上海文艺界活动过一阵,严格说来,她应当也属于所谓“文艺黑线人物”。为了涂改这一段历史,卸掉自己头上这一顶黑帽子,她利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大权,把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活动人物一概打成黑线人物,装扮自己为反黑线英雄,把中央美术学院诬蔑为黑色大染缸,把美院党委书记陈沛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走资派。在陈沛的羽翼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重用,百分之七十的教师关进了牛棚,“四条汉子”中的三条也被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倒台以后,共产党的新领导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冤假错案平了反,而叶浅予这个黑线人物,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摘掉三顶帽子,恢复了国画系主任的工作。1959年的那个“鉴定”和“小传”,夹在退还给我的抄家物资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失误,至今还弄不清。如果是从我的档案中抽出,有意发还给我,让档案和本人见面,那就说明人事工作有所改进,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因为工作疏忽,无意之中将档案漏出,那就说明保密工作出了差错,我以为也是好事,而且比有意发还给本人还要好,好就好在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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