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一、首次过草地

一、首次过草地(1)

　　在我们四方面军进行强渡嘉陵江战役期间，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又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区，经西康（今属四川）东南部继续北上。

　　然而，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的红四方面军，却由于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四川各路军阀以及胡宗南部又从东、南、北三面逼来，处境极其被动。在此情况下，方面军为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决定继续西进，向岷江地区发展。军队的转移、流动，在战争年代虽是常有的事，但每当我们离开一个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却往往又是依依难舍。离开江油、中坝地区的那一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十分沉重。望着前来送行的乡亲们，望着这里的一山一水，我想起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想起了许多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想起了根据地人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想到了我军撤离后人民将面临的灾难。虽然我不知道我军是否会很快打回这一地区，但是深信：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川陕边人民，一定会坚持长期的斗争；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燃烧起熊熊烈火。

　　我军撤离江油、中坝地区后，相继攻占了茂县、理县和松潘、平武以南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经会理、冕宁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继续向天全、宝兴、懋功（现名小金）方向前进。两个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这一即将来临的伟大事件，激起了全军无比高涨的热情。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积极筹集粮食，捐献慰问品，准备迎接远征而来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终于来到，四方面军的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在夹金山下与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了。

　　六月十七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会师地达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他以一方面军长征和四方面军近期作战的胜利，深刻地说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号召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在党中央领导下，互相学习，紧密团结，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六月二十五日，两大主力红军庆祝会师的联欢会在懋功召开。

　　会师的喜讯传到远离达维、懋功的我们第四军，部队长时间沉浸在欢乐之中，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指战员们奔走相告，谈论着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憧憬着革命的美好前景。同志们坚信，红军两大主力会合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向哪里发展，在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确定了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党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是在对形势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侵略，由东北三省向华北步步进逼。然而，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活动越来越露骨：一九三五年七月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代表、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治郎签订的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公然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奉送给日本侵略军；十日，又奴颜婢膝地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宣布取缔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言论和行动。这些丧权辱国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要求抗日的呼声遍布中华大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北上，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无疑可以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从川陕甘地区的敌我态势看，也十分有利于我军向北发展。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的总兵力达十多万，四方面军的主力位于岷江上游的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等地，随时可以向北出击。而追击一方面军的敌之主力薛岳部已被拖得十分疲惫，北面的胡宗南部尚未完成堵截部署，东面的川军屡遭重创，一时无力向我进攻。这些情况表明，我军向北发展，不仅是形势的需要，条件也是具备的。

　　但是，张国焘出于他的政治野心和机会主义的立场，反对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向边陲地区退却。他还以解决所谓“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狂妄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阴谋夺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他的错误主张和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党中央否定和拒绝。

　　党中央本着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的原则，先后在两河口、芦花和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明确规定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在沙窝召开的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强调要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经过反复的斗争，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北上的方针，但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并未就此罢休。

　　由于张国焘的百般阻挠，我军北上的时间延误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胡宗南的主力已调集松潘地区，堵住了我军原计划经松潘入甘南的道路。我军丧失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最好时机，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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