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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田佬站起来了


  我的故乡湖北麻城乘马岗区,峰峦叠嶂,山色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下,贫苦农民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兵连祸结。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他们随便立个什么名目,就可以收捐要税,什么人口税、缠足税、穿耳税、田亩捐、灶门捐,门牌捐……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贫苦农民如牛负重,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记得当时有首歌,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困苦生活:

  牛毛杂税霸王捐,茫茫苦海哪有边。铁板租子阎王债,死也难来活也难。一年三百六十日,糠菜难得饱一餐。

  为了改变任人蹂躏的命运,农民们也曾多次自发地起来斗争,向反动统治阶级发起挑战,但都因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失败。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农民的自发斗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绝望,他们就像一堆干柴,只要一经点燃,顿时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我们这个偏僻山区逐渐有了党的活动和影响。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乘马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蔡济璜、胡静山、徐子清、徐其虚,王树声等同志,经常翻山越岭,走村串寨,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点燃人们心中的革命之火。这些进步青年大多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直接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早在党的“一大”召开不久,董必武、陈潭秋两同志,以他们原来创办的武汉中学为基地,吸收黄麻等地的进步青年入校,在他们中间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革命力量,然后把这些革命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今天,当我们回顾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时,更加怀念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他们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带到了大别山区,在大别山播下了革命火种。

  到了一九二六年,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爆发了。北伐军锋芒所向,势如破竹,把北洋军阀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土崩瓦解。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长江两岸。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加强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秘密成立党的小组和农民协会。

  这年农历九月九日,乘马区成立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万恶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流氓地痞”的响亮口号。十月初,我们乡的农民协会也正式成立。

  这天晚上,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串连了本村的许仕明、许仕恩、许仕仁和我弟弟许仕胜等一批青年,前往甘家堂参加六乡农协成立大会。

  会场设在甘家堂的大庙里。这座庙坐落在山坳里,四周苍松翠竹环抱,环境十分幽静。

  当我们走进会场时,觉得庙里供着的那些菩萨,今天却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坐在桌旁的王树声同志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示意我们找个地方坐下。

  人们陆陆续续到齐了,大部分是青年人。大庙正殿挤得满满的,足足有四五百人。这些从甘家堂附近的李破塘、段家畈,河铺、许家余、朱家老屋、宋家余、李家冲、董家垮等村赶来的农民弟兄,互相打着招呼,递着烟袋,整个会场上笑语不绝,热气腾腾。几盏梓油灯欢快地闪动着火苗,把一张张笑脸映得通红。

  这时,主持会议的裴玉亭同志大声宣布:“今晚,我们要在这里成立六乡农民协会,现在请王树声同志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树声同志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说:

  “乡亲们!农民协会是什么组织呢?是为我们穷人办事的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我们穷人一年到头忙,吃不饱,穿不暖。那些土豪劣绅不干活,不种田,偏偏吃好的,穿好的,还要欺负我们种田佬,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他端起粗瓷大碗喝了一口水,用手指着殿堂内的泥菩萨问大家:“过去,我们对这些泥菩萨烧香磕头,求神灵保佑,可我们发财没有呢?没有。天天烧香,天天受穷,这全是骗人的。真正能够救我们出苦海的,不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而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穷人要想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好日子,只有跟共产党走,组织起农会跟那些吸血鬼干!……”

  王树声同志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欢乐的叫喊声:

  “农会为穷人办事,农会好!”“上名字,参加农会!”

  “把我的名字写上!”“算上我一个!”

  整个会场沸腾了!我们这些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的泥腿子,今天总算找到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

  前来开会的贫苦弟兄全都上了名,参加了农会。这次会上,推选了宋家余的裴玉亭同志为乡农协主席,还推选了四五位委员。当场发给每人一条用红、蓝、白布条做成的三色带(以后改为红色,叫做赤化带),有行动时可以挂在身上,作为会员标志。

  就在我们六乡农协成立后的不几天,北伐军攻克了武昌。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四乡的农民运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由秘密转为公开,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贫苦农民群众踊跃报名加入农会,仅乘马区农会会员就达四万余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村大革命高潮迅速掀起来了!村村寨寨都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一切权力归农会!”“劳农神圣!”处处都回荡着“打倒土豪,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声。农友们在农会的领导下,向地主豪绅展开了斗争。乡农协捉来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押着游乡示众。那些过去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这时都像丧家犬一般,灰溜溜地一边敲锣一边喊:

  “我是土豪劣绅,欺压穷人,罪有应得,众人莫学我……”

  游到哪个村,那个村就一片笑声,大人小孩跟在后面说着、笑着,指着、骂着,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面前,豪绅地主政权被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特权的根基开始动摇了,反动封建礼教被打得落花流水,吸毒、赌博,迷信等社会恶习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抗捐、抗税、抗租、抗课、抗债。农友们同地主撕破了面皮,强迫他们写悔过书,并交出地契、账本,当众烧毁。

  那些劣绅老爷们,对农民运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威吓群众,暗杀干部,破坏农协,反抗革命。麻城大河铺罗家河的大恶霸地主丁枕鱼更是猖獗,公然指使狗腿子砸毁农会办公室,撕毁革命标语,殴打农会干部,咒骂农民运动。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你不要他的命,他就要你的命。十二月下旬,在乘马区农协的组织下,农友们手持刀枪棍棒,摸黑直下罗家河,活捉了丁枕鱼,后送县城镇压,狠狠打击了与农会为敌的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农民无粮下锅,只好上山挖葛根、剥树皮充饥果腹。而那些土豪劣绅却把粮食偷运出境,牟取暴利。为了解决农民群众的燃眉之急,我们六乡农会领导贫苦农民,向大地主李静轩开展了“借粮”斗争。

  提起李静轩,人们无不切齿痛恨。这个家伙几乎霸占了我们那一带的所有良田,重租苛利盘剥农民,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我家也租种了他的几亩地,全家人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干上一年,到头还是家无隔日粮,身无御寒衣。农民运动兴起后,李静轩看风使舵,伪装老实,见到穷人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而背地里却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农会罚他的款子和粮食,他明拖暗抗,拒不交齐。农友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次听说要同他算账,人人拍手称快。

  这一天清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扛着扁担、长矛、大刀,带着布袋和箩筐,从四面八方拥向李破塘。

  李静轩的宅院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乡主席裴玉亭上前敲门,好半天,那两扇黑漆大门仍然无人来开。人们立时怒吼起来:

  “砸开它!砸开它!”

  我们几个小伙子,立即抬来一根大树杆,把门撞开了。人们蜂拥而进,在厢房里搜出了李的管家,他吓得浑身乱抖,像筛糠一样。裴玉亭厉声问道:

  “李静轩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支吾着说。

  “不说就先宰了你。”我把大刀往他面前一晃,吓得他一下子跪在地上:“我说,我说,他……他到光山办……办红枪会去了。”

  乡亲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如同火上浇油,怒不可遏。“抄他的家!”

  “砸他的窝,看他还办不办红枪会!”

  在一片怒吼声中,乡主席裴玉亭跳上门口的一只大磨盘,大声说道:“乡亲们!李静轩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欠下的血债迟早要算。现在我代表乡农协宣布:没收李静轩的一切财产,开仓分粮!”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粮仓打开了,乡亲们装的装,担的担,扛的扛,每一张脸上都堆满了笑容。扒到仓底,粮食都发霉变质了。我二叔双手捧着霉烂的稻谷,愤愤不平地说:“这都是我们穷人的血汗啊!李静轩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宁可粮食烂掉,也不肯借给我们穷人。这世道再不翻过来,哪还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接着,农会又带领群众分了其他几个恶霸地主的粮食,基本解决了缺粮群众的困难。广大贫苦农民打心眼里更加拥护农会,拥护中国共产党。

  在锐不可当的农民运动面前,土豪劣绅纷纷逃跑,有的跑到了武汉,有的逃到了新集(现新县县城),还有的溜到了麻城县城。他们举大劣绅李舜卿为首,阴谋推翻我党领导的国民党麻城县党部,搞掉县农民协会,放出被我逮捕的土豪劣绅。中共麻城特别支部为了粉碎这一反革命阴谋,决定调我们乘马区的农民进城镇压。

  一九二七年农历正月初一,我们乘马区几千农民,打着犁头会旗,举着大刀、长矛、甲鱼叉,像一股洪流涌进了县城。农友们雄赳赳,气昂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街上人山人海,有的挥动手臂向我们致敬,有的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还有不少工人、职员、青年学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游行结束后,我们在城内革命力量的配合下逮捕了大劣绅李舜卿,送监问罪,并罢了躲在幕后指挥的反动县长刘芳的官。这时,麻城县政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

  在这些火红的日子里,农会成了农村惟一的政权组织,地主阶级的威风扫地。农民第一次真正挺直了腰杆,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过去不敢进的衙门,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地进了;平时不能进的祠堂,现在可以在那里摆酒吃饭了;那些像山一样压在人们头上的地契、借据,现在都化成了灰烬。

  斗争提高了人们的觉悟,胜利使群众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农会的周围。农友们从内心里感到:

  “现在是我们黑脚杆子的天下了!”“我们种田佬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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