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48)_朱亚民

四八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得到我们的精心照料。他吃不惯饭菜，我们专门派人到新场、周浦、上海去买巧克力、面包、奶油和罐头食品。顽强中队买了30个鸡蛋和一些桔子，送给他表示慰问。托勒特来后，就随支队部行动，晚上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为他向老百姓借了一个单独房间，我们住在房间外面。托勒特最关心我们是什么部队？他看看我们的服装和装备，不像一个正规军的样子，但看看我们很艰苦，官兵一律平等，又感到十分惊异。金子明等同志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摇摇头不相信，说：“在登机之前，队长告诉我，如果在上海执行飞行任务遇到什么危险，可以飞到市区以外的郊区跳下来，那儿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的。没有听说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呀！”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新四军从全面抗战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坚持战斗。”我们请托勒特中尉到各中队去看看，与任何一个战士都可随便交谈，语言不通，可以打手势。他向我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当兵的为什么可以不向长官敬礼，长官和战士为什么吃一样饭菜，为什么你们的部队与老百姓关系那么好？还问，部队里这些十四五岁的小鬼是干什么的，他们背着枪也能打仗吗？等等。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

　　有一天，我们部队宿营在一个村庄上，有一队日本鬼子约10多人从这里驻地前面经过。步哨发现后立即向我报告。我迅速出去监视敌人。几个“小鬼”也跟了出来。托勒特感到不安，金子明宽慰他：“不会有事。”不多时，我回来了，对他说：“我们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暴露，敌人不敢轻易进攻，已经走远了。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托勒特听了竖起大拇指说：“很好！很好，”“你们的部队懂得许多道理，会打仗，是好部队。”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我们当天就发电报给浙东区党委。区党委考虑到托勒特的安全，指示我们立即准备把他安全送到浙东。托勒特随我们流动了一个多星期。临走时，他十分感动，通过翻译，感谢我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非常敬佩我们的部队。他把自己一支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在绸布上的飞行航空图送给我，我把腰里挂的一支毛瑟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他又把一只夜光指南针和一把匕首送给了金子明同志。2月1日晚，在金子明、沈桂昌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一行乘海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安全到达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司令部。

　　我们救护美国飞行员托勒特这件事，影响很大。国民党本来对美国人吹牛，说上海附近都是他们控制的，没有共产党在进行抗日活动。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救护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托勒特在与我们一起活动的日子里，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到了纵队司令部后，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十分重视，亲自接待。他的伤经过精心医治也完全康复了。他对我们的部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经浙东司令部与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联系，于4月10日将托勒特安全护送到美国盟军部队。

　　救护盟国战友的事还发生过多次。

　　有一次，从日军集中营里逃出来一名叫奥业尔的英国工人，地下党秘密地把他送来部队，住了一个多月。白天我们派人保护他，晚上他跟部队一起流动。这位外国工人教我们的战士用英语讲“我们是新四军”，和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在抗战胜利前夕，部队里来了一个出身于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是上海地下党把他从日军魔掌中营救出来的。他在我们部队里住了10多天。这些盟友，我们都把他们送到浙东纵队司令部去了。

　　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南汇老港海滩上，有一艘美国登陆船搁浅，船上有六七个美国士兵。他们是从停泊在东海的一艘兵舰上下来的。我部发现后，将他们救起领上岸，煮了鸡蛋招待他们。金子明同志接待了他们，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和要求。美国士兵提出要参观部队，我们集中了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用缴获的日造武器装备起来，一式的“三八”大盖，都上了刺刀，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真是威风凛凛。美国兵参观后，不住声地称赞我们部队装备好，军容整齐。后来我们把这批美国士兵送到了南汇县城，然后转送到上海。

　　※第十三章　逐鹿淞沪迎胜利

　　§1．建立隐蔽的根据地

　　淞沪支队挺进浦西后，以青东观音堂、重固为中心，活跃在广大农村集镇、江河港汊，发动广大群众，向敌伪顽发起频繁的进攻，开创了淞沪地区抗日全面胜利的新局面。

　　衡山大队开赴松江地区，活动于东至七宝、虹桥，西至练塘、小蒸，南至沪杭铁路、黄浦江边，北至青沪公路。我们给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带建立隐蔽的根据地。地委决定成立“松江工委”，雷敏为书记，张锡祚和林芩为委员。为不暴露身份，衡山大队对外称“独立大队”，雷敏改名“雷建忠”，张锡祚改名“章振峰”。

　　1945年4月，鲍季良和周强同志带一部分新战士和一大批经费，在手枪队护送下，由浦东来到浦西青东淞沪支队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命令衡山大队前往接应。衡山大队在政委雷敏、大队长张锡祚带领下，从泗泾南下，过卖花桥折向西，不料在通波塘边东挺港与叛匪徐伯堂部遭遇。徐伯堂原为天昆区东厍村地下党员，我在1943年去浦西争取改造松江钱锦芳部时，他还是我的联络员，但不久他生活腐化，叛变投向“忠救军”，在浇江天昆地区为害一方。我衡山大队用猛烈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轰击，把徐部压到河边，徐部后无退路，通过喊话，同意停火投降。当场缴获苏式轻机枪和美式汤姆冲锋枪各1挺，长短枪30多支，俘获30多人。徐伯堂不在现场。我们考虑到整个浦西形势，决定通过谈判争取徐伯堂。

　　第二天，在唐家浜附近的台庄村，我方由雷鸣、张锡祚、林芩、钟秀等同志与徐谈判。我们重申共同抗日，减少摩擦的主张，归还全部俘虏和短枪。徐伯堂被迫答应今后不妨碍新四军行动，并负责治疗我们的伤员。我们派文化教员苏峰同志负责治疗伤员的工作。徐伯堂派分队长杨盘龙负责联系医生和安全工作。杨手下有10多人，七八条枪。在接触中我们发现杨与徐由于分赃不均，有矛盾。经我们工作，杨终于脱离了徐部，参加了我衡山大队。但杨盘龙过来时，还带了一个“肉票”，是松江肥皂厂的一个女老板。我们把“肉票”无条件送回了松江。这个女老板回去后，十分感激我们，亲自来慰问我们部队，她的家还成了情报站。杨盘龙也感谢我们为他解了难题，后被我们任命为天昆区区长。但徐伯堂仍然坚持叛变立场，抗战胜利后，不仅自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把从苏北回来的杨盘龙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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