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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徐根海牺牲后,徐家由他爱人当家。他爱人具体名字不知道,大家都喊她“南头人”。据说,她是工人出身,人非常能干。徐根海去世后,这个令人尊敬而苦命的“南头人”,继续为我们挑起了储存粮食的担子。她还派家里老佣人周梦林,为我们送情报。这个储粮点隐蔽得非常好,一直到抗战胜利。

  像徐根海和他的爱人这些浦东群众是不能忘记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淞沪支队是难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4.支援浙东根据地

  1943年夏以后,由于游击活动区的逐步扩大,收缴爱国捐的地域也扩大,我们不仅能在南汇全县收到爱国捐,奉贤的5个区中我们也能收到3个区。当时,地方上有人还向我提议,在黄浦江上设卡收税,说只要用我们的名义就行,收到税后给他们一点报酬。但我考虑到我们部队自己没有那么多人去搞,由地方武装部队去干,弄不好要败坏我们名声。所以,除了1944年在三灶一带海港收过税外,没有同意在黄浦江设卡。

  我们的财政是自给有余的。我们把多余的钱,一部分送到浙东;有一部分换成硬通货积存起来,有的还入股投资。最后在大军北撤时,全部带到了苏北根据地。粮食我们是吃不完的,驻地寄存一些,还组织调运到浙东游击区去。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些秘密钱粮转运站,解决钱粮兑现、转移和贮存的工作。

  周浦是南汇重镇、交通枢纽,是浦东地区货物进出口要地,敌人重点把守。1943年冬,我们决定在周浦建立一个粮食储存转运点。

  为了便于掩护,我们请奉贤地方上有些声望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吴仙鹤先生在周浦镇上开爿米行。当时,吴仙鹤的“守望队”已交给我们部队,吴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游击队,但他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我们队伍,有的成了共产党员。我们向他说明情况后,吴同意帮助我们。经过一番准备,在周浦“长丰米行”挂牌开张。吴选了两个可靠的人当帮手,都是他家乡梁典一带人。一个叫陆良弼,做粮店的帐房先生;另一个是朱刚的朋友,叫肖仁杰,当经理。从表面看,长丰米行与其他粮行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个米行有三个任务:第一,为我们部队购买和囤积粮食;第二,组织调运,其中相当大部分运到浙东去,有时一次就要有好几百石米;第三,收集情报。粮店在开张时,为了掩护,还请敌伪一些头面人物捧场。但不久还是被日军借故封掉了。被封后,吴就通过关系,送钱说情,继续开张营业。吴仙鹤通过一番活动,当上了周浦的伪区长,有了这个合法身份,当局对长丰米行就不敢随便得罪了。吴仙鹤同志对浦东游击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后来是奉贤县政协委员,现已去世。

  奉贤蔡家桥北面的莫家宅,有个小地主叫莫海珊,是周家弄乡的乡长,比较靠拢我们。他的家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钱粮储运点。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帮助我们换“划条”(即期票,也可当钞票用),经手的款项比较大。当然,他也有一定好处,“调头寸”得来的盈利归他。我们有一部分资金就寄存在他那里,供我们部队随时取用。“清乡”期间,莫海珊被人告发,被日本人抓去严刑逼供,他严守机密,守口如瓶,后在多方营救下获释。莫出狱后,我立即乘了一只桨划船去慰问他,称赞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他出来后仍继续为我们工作。1945年7月,当时已经投诚马伯生的黄志英,带了10多人去威逼莫海珊,要莫拿出我们存放在他那里的钱物。莫海珊知道黄已叛变,坚决不给他。黄就把莫海珊和他的大儿子莫良才残酷地杀害了。莫海珊是开明士绅,他和他儿子也是为抗日而牺牲的,我们要记住他们。莫海珊留有两儿一女,有个儿子好像叫毛囡。

  工商业者王家杰,是鲍季良同志的表兄。他拥护抗日,支持子女参加我军。他敢冒风险,为我军代买西药、白报纸、布匹等军用物资,并想方设法运送到浦东或浙东。他还为我们代买了横淝大新纱厂的股票,给我们安插了一名工作人员在厂里,作为我军在横淝镇上的耳目。

  其他一些工商者,如我军活动地区一些小镇上的粮行、药店等,大多倾向于我们,他们也积极为我们购买、寄存、运送粮食和其他物品,为浦东抗日做出了贡献。

  §5.一分一毫,来之不易

  在开展经济工作中,我们也有几个同志献出了生命。像奉贤的征收主任卫民同志,被叛徒黄志英杀害了。后来接替他的张圮同志,也被叛徒张阿六(与川沙土匪头子张阿六是两个人)杀害了。我们部队的经费,一分一毫,来之不易啊!

  它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也是我们战士的血汗。

  张圮同志又名张妙根,原是“吴仙鹤守望队”的,家住奉贤奉城附近的白衣聚。张任“守望队”书记员,即文书。他同朱刚、朱守藩、张四福、汤一鸣(后加入共产党,已牺牲)等,都是这个守望队的骨干。1942年初,这个守望队集体参加了我们的部队。

  张圮同志的特点是小心谨慎,作风正派,适合做经济工作。后来他担任征收主任,负责奉贤县境内收救国公粮代金,身边常带许多现钞。当时,张圮带有一个短枪队,经常活动在奉城的洪庙到新场一带。

  张阿六原名张明生,是张圮的同村人,也是小学的同学。张阿六思想堕落,拜鬼子的翻译陈方章为老头子。张圮在洪庙一带活动时,老百姓把张阿六的恶端告到了张圮那里。张圮把张阿六叫来,严词训斥,张阿六苦苦哀求,表示愿意改邪归正,为抗日做些事。这样,张圮就原谅了他,并介绍到我们部队,随同张圮所带的短枪队活动。但单独活动一多,张阿六背着张圮又干了不少坏事。我慢慢地也听到了一些风声。1944年的春天,我以部队需要人站岗放哨为理由,把短枪队调回支队部。张阿六对此极为不满,我单独找他谈话,严肃地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有一天,支队部派了一个通讯员,同张圮一起带了瞿云章、倪云飞、夏阿二、张阿六以及泰日桥附近的另一个人,去奉贤执行任务。第一夜,他们住在新场南面,没有事。第二夜,在泰日桥东南、资福寺庙北面的一家三开间门面的独家野村宿营。到第二班岗时,张阿六、倪云飞这两个家伙,鼓动夏阿二,趁其他人熟睡之际,开枪杀害了张圮、通讯员和泰日桥的那个同志。瞿云章、卫梦生因是张阿六的亲戚,才未遭毒手。

  瞿被枪声惊醒后,看到张阿六正将张圮同志身上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瞿心里明白了。张阿六先是对瞿谎称“手枪走火,误杀了张书记”。后又赤裸裸地说:“支队部不信任我。”当瞿云章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时,张拍了拍身上的“快慢机”,说:“有这只‘旁开门’,到哪里吃不了饭?”瞿又问:“家庭怎么办?”张恶狠狠地说:“我预备家里出十只棺材!”瞿云章想想不对头,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投降鬼子做汉奸,要么当土匪。这两条路瞿认为根本走不通。可是马上反抗又不行,只好先跟着他们,慢慢再想办法。瞿云章知道夏阿二平时还有点孝心,在向南逃窜的路上,就用家庭、父母等利害关系,做通了夏的工作。到了平安偷鸭栏附近,他们三人乘张阿六、倪云飞睡熟时,用斧头把两个坏蛋干掉了。

  当我们得知张圮等同志遇害的消息之后,立即派人到资福寺那里收殓他们的遗体。恰巧碰上瞿云章、夏阿二和卫梦生等提了张阿六、倪云飞的两颖人头以及张阿六抢去的东西,赶了回来。

  张圮同志未入党,但我已经找他谈过,准备发展他。事实上我们已把他当党员使用了。张圮等同志遇害,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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