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34)_朱亚民

三四

　　后来部队不断扩大，卫民同志被分配到鲍季良同志领导的征收队工作。他手头掌握着大量经费，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常说：“部队的钱来得不易，能省就省。”

　　1944年秋，卫民被派到奉贤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的地区活动，负责三个区的征收工作。黄志英为截留征收资金，拉拢卫民，要卫民在支队部面前讲好话，还企图贿赂卫民。卫民毫不动心，向支队部如实作了汇报。黄志英为掩盖其不良用心，对卫民同志怀恨在心，寻机予以报复。

　　1944年10月9日傍晚，天色已暗。黄志英的部下宋治平，外号叫“小白皮”的，带了10几个人，到奉贤三官堂地区。卫民正在盛阿弟家与征管人员开会。宋治平这些家伙，走进去用手枪威逼卫民等同志，把他们一个个“请”出屋外。盛阿弟的母亲一看苗头不对，恳求小白皮：“卫主任邪好的，不可得罪他！”这些家伙带走了卫民，走出几里路，到了一个牛车棚里，几个征收人员被释放了，但卫民却被绑了起来，押到奉贤三官的塘外地区，在那里被杀害了，是年28岁。

　　卫民同志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为了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和革命气节，而被叛徒、腐败分子杀害。我们与敌人进行这种斗争，同样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

　　§9．谋害我的企图

　　敌人为了消灭浦东游击队，把我作为重要目标，为了把我除掉，可谓“机关算尽”。江锦松派人谋害我就是一例。敌人以后还有多次，甚至还要老百姓削尖了竹子刺死我，说我的枪是经常打不响的，真是又气又好笑。那时，我考虑的只是带好这支部队，个人的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无所畏惧。浙东纵队领导知道这些情况后，还专门来电指示，要浦东支队注意我的安全。这也是党和上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但随着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局面的逐步打开，来部队找我的人也比较多，鱼龙混杂。为做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的人来抗日，我又都得亲自出面接待。有时留他们吃饭，甚至放胆让他们与我睡在一起。当时我身边没有什么保镖，只有十二三岁的三四个小战士。我身体壮实，力气大，有三两下“三脚毛”的拳脚。要是一二个人来搞我，自信还能对付。我的态度是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算，又要大胆镇定地做好工作，不能因敌人要谋害我而影响工作的开展。

　　有一次，熊剑东的税警团里，有一个开小差的伪警跑到我们部队，留下了枪支。我们给他钱，把他送走了。熊剑东知道这件事后，就设了个圈套。他布置了2个人，用“拖枪逃跑”的诈降计，来到我们部队。一个要求回家，一个则表示愿意参加“抗日”，看来一切都合乎情理。我们就把这个人留了下来。开头我们不太信任他，把他留在支队部考察，也不发枪。过一段时间，看他表现不错，就编到班里，他工作当然很“卖力”。我们对他的怀疑也消除了。过了几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三区“兄弟会”作报告深夜回来，孤身一人。我刚跨过一座小桥走过去，正巧那家伙站岗，他喊：“口令！”我回答了。他一听是我声音，就朝我“咣啷”一枪，子弹穿过我棉袄的左腋下飞出去了。我奋起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当场逮住。经过审问，他老老实实交代是熊剑东派他来暗杀我的，事成之后给他多少奖金。他知道我今天一个人外出，正好利用“站岗”放哨机会，想把我杀掉。

　　还有一次，有个姓王的伪军教官，通过黄志英的关系，带了几个伪军“拖枪”投诚到我部来。当时我们对他底细不清，也把他留在支队部跟我们一起流动，几个月没有分配他工作。因为对这种身份的人，工作的确很难分配，编到支队部短枪队吧，他的来历尚未搞清，我们不放心；编到班里去吧，又不能体现党对投诚伪军官的政策，所以，暂不分配。可是他呢？心里急了，怀疑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

　　一天，我们部队住在李家桥附近，他趁我不在支队部，就偷了我们缴获来的一只挂表和几块银元，不声不响地溜走了。部队开拔时，突然不见了挂表和银元，王教官又失踪了。部队马上要走，就把搜索任务交给了地方。

　　这个王教官仓皇逃出后，游过了几条河，浑身湿透，天亮时到了土窑，迷了路。他就问老百姓：“头桥怎么走？”他问的这个老百姓，正好是我们部队的联络员唐金兴。唐一看对他产生了怀疑，就假装热情招待他。不一回，窑上的其他几个老百姓也来了，把他捉住，送到了我们部队。一搜查，挂表和银元都在他身上。经审问，原来是上海警察局长卢英派他来“放长线，钓大鱼”的，用几支枪想骗取我们信任。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还有一次，奉城伪税警队也跑来一个人，要杀害我，结果错杀了我们的一个警卫战士，这个家伙被他逃跑了。

　　刘铁城为了杀我，在部队里专门出了赏格，说活捉我赏多少军票，打死我赏多少军票，通风报信多少军票，等等，这些也都是枉费心机。

　　在敌人脑子里，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们就天下太平无事了，其实他们打错了算盘。诸亚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是我牺牲了，还有诸亚民第二、第三，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敌人是失道寡助，我们是得道多助。

　　※第十章　游击区经济工作

　　§1．征收农村救国公粮

　　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我们这支游击队如何解决给养呢？

　　刚到浦东时，开始主要靠打汉奸，但大汉奸逃到上海了，中汉奸躲在据点里，靠打一些小汉奸根本解决不了吃饭穿衣问题。后来在沿海收些山芋捐，但经费还是很困难。

　　反“清乡”前，我到苏北根据地参观，大开了眼界。我们抗日游击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游击区征收“救国公粮”，但浦东是敌伪、顽、友犬牙交错的地区，我军的活动区是不固定的。地方政权被日伪控制，他们以汪伪“中央”名义向商贾百姓征粮征税。国民党“忠救军”占领地区，也以“正统中央”名义去征收。我们只能够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征收。在反“清乡”前，连柏生与马伯生通过谈判专门划定了各自征收的区域。反“清乡”一开始，虽然国民党的“忠救军”溜走了，但在敌伪严密控制下，我们小分队力量小，很难对“清乡”区开展征收工作。直到1943年底，我们才开始恢复游击区的征收救国公粮和爱国捐的工作。

　　要开展征收救国公粮工作，首先要有征收田亩的依据。鲍季良有个亲戚叫施济同。他是坦直桥的小学教师，与住在坦直镇的伪南汇县钱粮柜主任潘裕德熟悉。鲍就通过施济同的关系去拜访潘裕德，通过教育，潘向鲍季良提供了南汇县征收吏名单及各催征吏分管田亩数清单。另外，连柏生也写信给前南汇县钱粮科长张思华，张向我们提供了南汇各乡镇征税额的有关历史资料。有了这两份资料，我们就以“五支队”名义对农村展开了钱粮征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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