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27)_朱亚民

二七

　　§5．张席珍重返浦东

　　1944年5月10日，浙东区党委派张席珍同志率杜锐、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倪峻，机要员刘文祥和电台工作人员王光、周岚等20余人，带一部电台，乘海船由浙东北渡，在南汇泥城芦潮港登陆。第二天，我们在奉南界河边的奉贤县瞿家宅一带会合。

　　我与张席珍已有近两年未见面了，他这次是自己要求回浦东来的。他的来到，使我分外高兴。我们是老战友，相互很了解，工作配合很好。浙东区党委派他回浦东是为了加强浦东支队的领导。

　　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张席珍同志任浦东支队的支队副兼参谋长，杜锐任中队副，不久调任支队部作战参谋，其余人员均分配在支队部工作。张席珍等同志的到来，标志着我们浦东支队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浦东支队装备电台后，我们与领导的联系加强了。以前，我们主要依靠张大鹏海防大队传送情报和区党委的指示。有时，我们自己在海边，找海船直接去浙东古窑浦，来回很不方便，时间又长。现在可以天天通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当时，浙东纵队的每一个支队都配备了电台。电台的报务员都是在新四军军部统一培训的，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与浙东区党委联系，在特别情况下，还能与其他支队和军部联系。

　　因为没有电，所以每次发报都要用手播发电机发电。电台功率小，工作时要装很高的天线。每到宿营地，电台的同志就去找高一些的树或竹园，把天线隐蔽地架设好。工作结束后又马上拆掉。所以，有了电台又给敌人多了一个搜索目标。当时我们游击区扩大了，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犯的。电台工作期间，门外有专人站岗，绝对保证电台工作的安全。最累的是发电，因为发电机是手摇的，电压不稳定，又很笨重，每次转移都要抬着，而且经常出故障，遇到紧急军情真是急死人。后来王光同志动脑子，试验用100多节干电池接在一起发报，试验成功了。这样就方便多了。到1945年，我们部队基本控制了浦东平原的农村。支队部也不再天天流动了，有时在驻地一住就是二三天。这时，电台就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在村里架设天线。附近老百姓看到我们部队架设的“天线”，就知道我们在这里宿营。群众都向着我们，外面一有动静他们就来报告。

　　我们浦东支队的电台还发挥了另一个作用。上海地下党也曾用我们的电台与中央联系。

　　张席珍同志回来后，部队继续扩大，由原来北宋突围时的两个主力中队扩展到三个主力中队，近300人。1944年6月，建立了中共浦东支队总支委员会，鲍季良任总支书记，支队部和各中队，分别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进一步开展建党工作。在部队建设方面，除倪德庚和徐黎的“六中”等地方武装外，主力武装作了新的调整，主力部队编序是：一中队，代号英雄中队，中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姚三林；特务中队，又称过大队，代号顽强中队，中队长赵熊，指导员鞠涛；三中队，原为常备大队，这是我在1943年9月回浦东后，在南汇一区成立的地方武装，由杨明德和王厉生负责。张锡祚同志调来后，杨调支队部任参谋。张锡祚接任杨明德大队长职务。现上升为主力部队后，编为中队，代号紧张中队，中队长张锡祚，指导员陈友新。当时我们主力部队采取了精干的方针，以后，就以这三个中队为基础，发展为大队。

　　我们浦东游击区的发展还为浙东纵队提供了兵源。浙东第二次反顽战斗后，需扩大部队，纵队司令部指派郁德祥、周九、沈臣良等到浦东扩军。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先后带领200多青年返回浙东，编入浙东纵队五支队、三支队。以后张晓初与沈臣良又带10多个人去浙东，不幸的是在转移途中，几个坏蛋哗变，杀害了张晓初、沈臣良、李俊等同志。后这些坏家伙折返浦东时，一部分被我部抓获镇压了。

　　§6．界河桥巧遇税警队

　　1944年的7月7日，我们的部队宿营在界河南侧奉贤县境内的吴家宅、张家宅、北潘家宅和唐家宅，均在头桥乡北宋村一带。宿营唐家宅的紧张中队担任对界河北岸的警戒。

　　这条界河是奉贤和南汇两县的交界河，河不宽，但地理位置重要。时值7月，两岸护堤草木茂盛，只有站在界河桥头向北望，才能看到南汇村里的情景。我们警戒的步哨就设在界河桥北岸。

　　大约凌晨3点半，天快蒙蒙亮了。站岗的班长朱木良（原名朱根泉）和战士蔡文龙、倪海彬，听到界河北侧南汇县境内的乔陈家宅附近，传来一阵阵狗吠声。他们立即监视那里的动静。不一会儿，一队黑影由宅内向界河方向过来，有一人从队伍里窜出来，匆匆跑向界河桥边。为不惊动对方，我哨兵不动声色地把来人截住：“不准动！反抗就打死你！”惊慌的“来人”一看是我们游击队，就不怕了，说：“南汇那边来了一批黑壳虫，也有日本人，他们可能要过河，抓我来探路的。”原来他是被敌人威迫来探听情况的老百姓。站岗的把他带到中队部，中队长叫这个老百姓留下暂时不要回去。

　　敌人见派出去探路的不回来，以为前面没有事，就向桥边走来。约走到离桥50米处，我们哨兵鸣枪警告，命令他们停止前进。

　　这股日伪税警共27人，是从奉城出动，经南汇县永庆乡第四保，再过界河桥返回奉城的。他们为了“围剿”我们，已经走了一个晚上，准备天亮前赶回去睡觉。哪里知道，我们部队比他们先到一步，已先于他们在界河桥南安营扎寨了。日伪税警队一夜搜索没有发现情况，到了家门口总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听到枪声，怕发生误会，也没有还枪，就大声喊叫：“我们是中央税警团！你们是哪一部分？”嘴里还不清不爽地乱骂：“他妈的！老子跑了一夜，困死了，还在这里开玩笑！”中队长张锡祚，已带部队跑步上了界河沿哨位，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听是税警团的，便轻声命令：“中央税警团是敌人，打！”令出枪响，一阵机枪射向对方。敌人立即散开，胡乱向我还击。我们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敌人开始后退。由于我们对界河桥北敌情不摸底，紧张中队又是地方常备队发展起来的，新战士多，不宜追击久战，迅速撤离了这一地区。这一仗，击毙奉城日军宪兵队下士伍长丹生谷等3人，他们是由日本宪兵队和税警团混合组成的夜间袭击队。我部无一伤亡。

　　奉城日伪军在界河挨打后，经常出动军警到这一地区骚扰，目的是迫使老百姓疏远我们。7月20日上午，奉城伪中央税警团第三大队，由郭大队副带领士兵共17人，又到东新市一带“清剿”。其时，我们正活动于朱行埭、顾家宅、槽坊头等地。我们以静待动，等候敌人送上门来。当伪警行进到朱行埭时，等候多时的翁阿坤中队，从屋顶上突然向敌人开火，击毙伪警中士阚广发，重伤伪警施树根、樊茂昌、刘坤3人。伪税警队遭到我们痛击后，慌忙逃回奉城，我部无一伤亡。从此，这一带的伪警队就不敢再放肆了。

　　§7．激战夏家圈

　　在奉贤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马伯生、丁锡山的徒子徒孙分布很广。奉贤的河流，多数又是南北向的，港上桥梁较少，从黄浦江到杭州湾区域狭小，而且在奉贤中部又有县城南桥的日军大据点，等于卡住了喉咙口。我们要向奉贤西部发展，必须跳过南桥，困难实在不小。

　　1944年7月中旬，我们派遣赵熊同志率领顽强中队的3个区队，约80名指战员，挺进南桥一带，争取在这里立住脚，以达到打通浦南、浦西的交通线，为部队更大范围的发展创造条件。时值江南夏收夏种季节，我们以保卫夏收夏种为口号进入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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