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6)_朱亚民

六

　　我是个工人，过去是搞工人运动的，对于武装斗争不熟悉。初到部队见到这支革命武装，又要我来领导它，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怎么办呢？决心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从头学起。正像毛泽东说的，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向熟悉军事工作的张席珍和战士请教，熟悉枪械构造，向战士学习打枪。那时，我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身体强壮，在印刷厂当工人时，学了些拳脚，力气比较大，吃得了苦，与战士一起出操、瞄准、刺杀、投手榴弹，不多久也就像个军人的样子了。

　　但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还要学会指挥打仗。我就通过关系，从上海搞来各种军事书籍。我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重要的军事论著之外，还读了《孙子兵法》，以及一本日本人注释的《孙子兵法》，此外，还有德国战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等等。

　　我们的部队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工作队、战斗队和宣传队。为了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部队一住下来，就安排上政治课和学文化。政治课的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日本鬼子汪伪汉奸的罪行，激发战士爱国热情。还讲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天天要教育的内容。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灰色”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也不公开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但我们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战士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抗战必胜的思想。这些对我来说都比较熟悉。在香港时，我学过社会主义理论，也专门学习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但当时是抗日，党的政治路线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只能结合抗日来讲。

　　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张席珍同志是受过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具有军人气质和风范，平时着装比较端正，行为比较规范，腰里常束根皮带，对战士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非常热情，为人直爽，但脾气有时急躁。我是工人出身，说话爽快，直话直说，不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儿，我不懂的就向他请教，他总是非常诚恳地向我解释，我的意见他也仔细考虑，我们俩合作得十分融洽。

　　“一大队”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两个班。三个区队长是周萍、翁振邦、孙振华。周萍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苏北人，上海英商怡和纱厂童工出身。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从上海经印度转到苏联东方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他返回上海，被派到浦东搞武装。他在反击丁锡山第一次大“扫荡”时，脖子上受了伤并被捕，后由地方党营救，才未被杀害。翁振邦是南汇人，后调到地方担任常备中队的中队长，属地方武装力量。孙振华，山东人，党员，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下来的，1942年调到东路受训后，没有再回来，由王铁删继任区队长，王也是共产党员。浦委还有一位交通员，叫张明，他到过莫斯科。我们这支革命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走到一起来抗日，我们团结得很好。

　　※第三章　“奉、南、川”抗日局面的形成

　　§1．南进奉贤的决策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我开始感到部队流动区太小，只限于南汇县的二区和七区。浦东那么大，为什么不把部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奉贤和川沙？！我就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和张席珍商量。张席珍也说狡兔亦有三窟，我们还只有两个洞，这怎么行？再增加一个。我们就向金子明讲，部队要继续南进，开辟奉贤县北区和东区的游击区。金子明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感觉，觉得地方太小了，部队流动比较困难，也容易暴露，于是就产生了部队南进奉贤的决策。现在看来这一设想很重要，它不仅扩大了部队活动的区域，也扩大部队的给养和兵源，为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我们武装向南扩展，以后就产生了整个浦东“奉、南、川”的抗日新局面。但当时是逼出来的。

　　南进奉贤的障碍是敌伪设在头桥的据点。不搬掉这个据点，南汇和奉贤的通路就经常梗塞。

　　头桥驻有一个伪警分队。张席珍侦知据点里伪军思想不稳定，都想开小差。张就派杜锐打进去，找与我们有点关系的崔大来做工作。崔大来化名万家村，河北人，是该分队的伙夫。崔表示反正。如果我们攻打伪警，他愿意在里面接应。1941年1月6日，在周密部署之后，按照约定的时间，于凌晨2时左右，五支队一大队由张席珍率领周萍、杜锐、金剑等10余人，抵达奉贤头桥镇上海警察总队第二大队第七分队驻地范家厅的后门。伙夫崔大来把部队接应入内，35名伪警正在呼呼大睡，枪都架在一起，正门的岗哨也未发现厅内的动静。当小分队在行动时，一警长发现有人进门，立即起床摸枪，伪警队长贾隐诗亦企图反抗，我们迅速予以镇压，当即击毙分队长1名，击伤警察2名。随着枪声，小分队战士立即冲进室内，控制枪械，并把惊恐失措的伪警叫了起来，押出营房，经过教育，崔大来、张天培和秦洪福等14人参加了我部，其余释放。共缴获轻机枪1挺，驳壳枪1支，步枪19支。崔大来同志1944年伤口复发，牺牲在浙东三北后方医院。

　　驻奉城的伪警二大队长李贵重事后向其上司报称：连柏生部“约500余名，有步枪、手枪400余支，重机关枪1挺，轻机关枪10余挺，在奉南边境东新寺（市）、蔡家桥、周家弄、梁典等处出没，突于1月6日上午2时聚集匪众300余名，均着便衣，向头桥镇街市偷袭”。由于这一夸大其辞的报告，使五支队在奉贤的名声大振，这是日伪所意想不到的。

　　头桥战斗，我们消灭了通向奉贤的敌据点，为我们部队在奉贤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2．发展奉贤游击区

　　奉贤东南的民福乡是浦东地方党组织较早开展工作的地区。1939年秋，浦委张晓初同志化名陆正福，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并成立了党小组。陈友新、徐建民等同志都是骨干。但这个地区土匪、汉奸恶霸横行，无恶不作，大发国难财。老百姓相信共产党，但因怕土匪而不敢亲近。民福党组织把这个情况向我们报告后，为了扶正压邪，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决定武装镇压这批土匪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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