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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30、有了自由】

  1971年9月13日,蒙古温都尔汗戈壁荒野,轰然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林彪集团就此宣告灭亡。

  当时,像杨俊生这类“案子里的人”,尚无权获得这个消息,享受此等“政治待遇”。然而,滑县这块荒野也不例外地被“九·一三事件”震颤了。杨俊生从专案组不寻常的紧张、窃窃私语的气氛中,从偶尔顺风送进耳朵的隐约的广播喇叭声里,所得信息集中一点:“林彪出事了!”杨俊生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一道闪光。可很快,理智的冷静代替了兴奋的急躁。从香山寺的不眠黑夜开始,她深知“杨、傅、余事件”是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联袂合作排斥异己的“杰作”之一,是他们对这场大革命所有“伟大成就和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志。父亲的冤案,且不谈能否彻底雪洗,即使能做到浮光掠影地“既往不咎”,也极为困难,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何况,还不清楚林彪出了哪类事,其他各方面情况怎么样……“长期准备、静观变化、以静制动。”杨俊生不断地告诫自己。果然,“专案组”一阵忙乱后,很快安下心来。总负责人崔登龙除了不再提“押赴大别山”这事外,甚至对俊生的监押更严了,再也看不出什么其他新变化。

  俊生不免有些怅然。凭着对雪洗冤案的坚定信心和不为邪恶屈服的勇气,杨俊生终于拿起战斗的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央重新调查父亲的案子。落款:杨俊生。收信人:中央军委、毛主席。请叶剑英转呈。

  次日上午,在劳动工地上,杨俊生悄悄把信交给了可以信赖的缪锡跃。

  这一刹那间,俊生长呼一口气……她觉得,好像交出了全部希望!好像还有点别的,她忐忑不安地开始等待……

  缪锡跃不仅寄出了杨俊生的信,而且,他看到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自己也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总理尽快想办法解救杨成武一家。杨俊生的信先秘密转到了叶剑英元帅手里。元帅一看,立即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信,沉思良久,说:“杨成武是冤案。”并在信上批示,杨成武的案子要“重新复查”。

  周总理接到了缪锡跃的信,领悟出杨成武一家人艰难而危险的现状,立即召见公安部有关领导,果断细致地进行了安排。1972年2月,根据周总理指示,公安部迅速调集精干可靠人员,组成两支小分队,一支奔赴开封,把杨成武夫妇和俊生的姑姑秘密转移到山西侯马解放军某部驻地,严密保护起来。另一支小分队直奔河南滑县第五十四军农场,把杨俊生的弟弟、妹妹分别转移到石家庄获鹿县和邢台等地。

  只有杨俊生,被单独送到北京丰台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某仓库驻地,保护起来。看到这种处理方式,俊生心里明白:彻底完成沉冤昭雪还将费些周折,可是,父母和全家获得人身自由、获得“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全家团圆也指日可待。

  落脚丰台,禁锢在她身上4年整的各种“镣铐”被卸掉,杨俊生顿感轻松许多,觉得去掉“犯人”帽子的生活真幸福。这时,她却被病魔击倒。

  而且,病情来势凶猛,高烧不退,冷热失常,打针吃药无济于事。卫生所医护人员感到情况不对,赶紧把她转送北京军区医院。当时,对杨俊生在丰台的监护工作,由公安部的姚伦同志具体负责。姚伦是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党员,党性政策性很强,工作经验丰富,为人正直真诚,很得俊生的尊敬。

  俊生入院后,姚伦干脆“泡”在医院里,忙前忙后,连拿药、打饭的小事都亲自下手。因为,出于共产党人的正义感,他深为杨成武将军冤案不平,为其一家的苦难遭遇痛心。

  姚伦曾暗自思忖:杨成武冤案,大错已铸,党已遭受重大损失,现在纠错已有了些眉目,倘若连无辜子女的生命都保不住,那该如何向人民交代?又如何向杨成武将军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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