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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毛主席又对我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主席鼓励我刻苦学习,不断上进。

  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针对我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注);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毛主席对我了解得很透彻,有时他甚至笑我: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我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

  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他要求太严格了。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彭德怀听我一说完,马上就说:是呀,吃得这么好,像个土豪一样。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呀。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

  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牢牢地记住它、实践它。

  8月30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

  我们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作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作者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干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指民主革命时期——作者注)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主席这样说,显然指的是林彪。因为会议开始那天林彪讲话和他讲话的内容,事先都没有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他们几个同志讲,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曾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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