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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l1月1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已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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