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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前期,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

  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我和曾思玉谈话中,相互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

  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

  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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